《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45章

用。郑明确说，“挂号处应照广东办法，举定股东数人”作代表，“非同志兼有嫌疑者不取”。他认为，股东中的这种同志在江浙皖粤闽等省都是有的，预期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果然不出所料，挂号处的工作取得了成功。不到两个月，在上海股商持验票折陆续挂号的达2。4万余股。到宣统元年五月底止，“已得股份全额十成之六”，超过郑观应预期的“全数”之半的目标。于是，1909年8月15日，在上海静安寺路召开了股东大会，推选董事，讨论章程，会上选出盛宣怀、郑观应、施绍曾、谭国忠、严义彬、唐国泰、张允言、杨学沂、何声灏等九人为第一任董事。盛宣怀任董事会主席。这九名董事和查账员基本上都是盛宣怀战线上的人。这标志着盛宣怀与袁世凯争夺招商局的胜利。随即以郑观应为主拟定了招商局组织商办章程46条。这样，轮船招商局就真正成为了商办之局了。
干戈变成玉帛？
盛宣怀人生有两次大发迹，有趣的是，这两次发迹都肇始于他自称为“知己”的人失势之时。第一次是甲午战后，李鸿章下台，盛宣怀却在一年之中连得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华盛纺织厂、通商银行等几项要职，又举办了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堂两所学校，在官场上他还得到了太常寺少卿衔并获专折奏事权。第二次是13年后，袁世凯被罢官了，盛宣怀时来运转，不仅夺回了轮、电两局，而且还当上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筹赈大臣。不久他又从邮传部右侍郎、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的位子上晋升为邮传部尚书。
这可能不是历史的偶然。因为这些“知己”对于盛宣怀来说，与其说是他升官发财的推手，不如说是抑制他平步青云的阻碍者。袁世凯自不用说了，一上台就翻脸要从他碗里夺食，即使是恩师李鸿章，也在各方面对他多加抑制，让盛的才能和野心没有办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所以，对于这两位“知己”，盛宣怀都颇有微词，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他来说，“知己”毕竟是“知己”，翻脸的时候可能是打得不可开交的对手，但是脸一转回来，还可以继续做朋友。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官场上，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都可能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不太有人会为了旧仇陈怨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而盛宣怀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正好是这一种复杂性的最好说明。
与庚子年的动乱让盛宣怀寄望于袁世凯一样，当辛亥年间的革命形势越来越炽热的时候，盛宣怀又想到了他的这位老战友。
早在革命前，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在致盛宣怀的电函中，就有“非有如慰帅（袁世凯）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纳诸轨物”之言。盛宣怀虽然已经不太待见自己的这位同门，但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他还是不得不认可端方的看法。
武昌起义刚发生时，盛宣怀是最积极主动策划镇压的清廷重臣。起义发生后，身为邮传大臣的盛宣怀情报掌握得比较迅速而准确，他一方面要使在武汉的革命军无法夺取火车这个在当时是最迅速有效的交通工具，一方面又让清军能够最快最安全地利用火车，以保证调度的方便可靠。他以邮传部的名义急电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要求准备运输兵马辎重的大轮船五艘，为清廷集中兵力，对革命军进行“水陆会剿”做好充分的后勤准备。同时，他还极力保护铁路桥梁的安全，保证南下清军运输任务的实现。他还通令各处严密稽查革命党人，要求江苏、江西督抚“通饬各处，专派巡警于船到时严密稽”，“通饬各税务司检查搭客行李夹带，俾匪徒难于混迹及私运军火炸药”。
但清廷对武昌事变的发起是始料未及的，当时新建陆军中约有三万多人已奉命到永平（今河北庐龙，北京以东）去参加“秋操”，其余的还在赴永平途中。起义枪声一响，清廷来不及调集大军。就临时匆匆忙忙地把那些在永平“秋操”的士兵和在保定的军队勉强凑了两镇，让荫昌率领南下，去镇压起义。这些士兵没有足够的作战思想准备，加之是正在参加“秋操”时临时给拉来上阵的，军械子弹也不充足。而统帅荫昌又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碰上了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局面，总是有些犹豫加恐惧的。于是，他就把军队驻扎在远离武昌数百里之外的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在信阳、孝感之间徘徊来、徘徊去，拖延了不少时日，浪费了镇压起义的最佳时机。
对此，盛宣怀是极度不满的，他在《荫午楼宜电旨促其亲督进兵节略》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对荫昌的批评，他说：“荫昌身为统帅，正宜乘此声势，率领大队节节进规，以寒匪胆……若复迟延不进，深恐前敌已到之军，以无后援不敢再战，或致挫失，匪焰更张。应请严旨电伤该大臣克日前进，必须信赏必罚。贼少兵多，且有海军截江而守，何难一鼓荡平？荫昌若再逡巡不进，贻误事机，岂能当此重咎！”但光指责荫昌是于事无补的，他进一步建议清廷“换马”，而这匹新马，就是已经下野一段时间的袁世凯。
虽然和袁世凯有过不少龃龉，他也知道袁是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但毕竟，过去的都过去了。盛宣怀是商人，他不想太纠结于以往的陈案，说到底，被袁世凯夺去的轮、电两局，都已经拿了回来，而且袁世凯这个时候也貌似相当服膺地在家里做寓公。看起来，他应该会接受教训，不敢那么狂了。退一万步来说，他们俩好歹是同门，在和平时期，他们可以斗来斗去，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清廷面临颠覆之灾的时候，他们应该可以摒弃前嫌，携手共挽狂澜的。何况，这个狂澜，在当今朝廷，也只有袁世凯有能力挽得住。
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正在彰德的家里办自己52岁的生日。他在“养寿园”里酒宴正酣，突然传来起义的消息，满座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袁世凯立刻停止了祝寿活动。虽然他心里可能还是在替这个朝廷着急的，但他还不想这么轻易地前去救驾，他还想再谈谈价钱。在随后发给盛宣怀的电报里，他写道：“惟凯衰病侵寻，入秋尤剧。俟见电钞，拟请另简贤能。”
盛宣怀当然知道他是在等更好的价码，所以仍然很认真地恳请他早日复出，敉平叛乱：“此乱蓄之已久，若不早平，恐各省响应。公出处关系中原治乱，并请默念此身负环球众望，岂能久安绿野。与其迟一日，不如早一日。万勿迟疑。”
他这话说得很有水平，柔中带刚，既把袁世凯复出的意义提高到不能再高的地步，又一语道出了他“岂能久安绿野”的野心。而且那番不打草稿的“公出处关系中原治乱”、“身负环球众望”的吹捧，更是让袁世凯听得无比受用。当然，这话也不算完全的阿谀奉承，当时列强各国的在华代表对于武昌起义的恐惧不下于清廷，而起用袁世凯这位向来与各国关系不错的军界重臣的确是“环球众望”所归。武昌起义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说：“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
既然“身负环球众望”，袁世凯也就不能再不出山了，于是他一方面表示自己“忧心如焚”，一方面又把非常实际的钱饷和兵权这两个具体问题摆到了台面上：“径宥两电感悉。鄂军尽变，库款全失，赤手空拳，用何剿抚？除蜀军各有专帅外，各路援军在鄂境应归敝处节制者现有若干，祈饬查示至祷。忧心如焚，病益增剧。荫帅（指荫昌）过唔，踊跃从事，想不难指日荡平也。”
盛宣怀天生善于做穿针引线的协调工作，对于人家的一些台面上不能讲，但台底下很想表露的话特别清楚。他知道袁世凯托病，以及相信荫昌“不难指日荡平”的言论，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出山再加点筹码。但这么一来，他要做工作的就不单单是袁世凯这方面了。他还要说服朝廷接受袁的价码。
1911年10月20日一天之内，盛宣怀就拟了迅速剿灭“革匪”的三个“节略”，竭尽全力为清廷出谋划策。在上面引述的第一个“节略”中，盛宣怀断言，“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接着他谴责荫昌“畏缩不前”，同时建议朝廷给袁世凯足够的兵权，“为今之计，一再催荫昌进兵；一在命袁世凯赴鄂”。他的第三个“节略”，也就是名为《袁世凯宜明降旨催其赴鄂节略》的文件，把这种意图说得更明确了：
袁世凯负知兵重望，此次闻诏即起，具见公忠体国，固已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