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51章

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但冰心1992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原型）是陆小曼。”
胡风说：“有一次鲁迅感慨地说：茅盾喜欢说‘阔气话’。这是他和茅盾相交十多年的一个小结论。”
1927年6月，鲁迅在提及蔡元培时说：“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有时也不免让胡适的圈子之外的一些人心生妒嫉，梁宗岱说：“胡适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我们的学风，做学问既不扎实，又不诚实，一味赶时髦，求虚名。”
1926年11月，罗振玉致函王国维：“弟、公垂交三十年，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致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
翁文灏与李四光不和，丁文江活着的时候，曾试图调解两人关系，但翁不接受调解。
顾颉刚和颜文樑是发小。两人原本关系甚密，某日不知为什么闹翻，打了起来。顾颉刚一急之下，抓着颜的手腕就来了一口。多年后，颜向郑逸梅示以伤疤，郑说：“虽经数十年，痕迹犹留腕间。”
1923年，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后许多政论都不如这时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而梁漱溟则认为：“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
抗战期间，宋云彬在桂林。首部《鲁迅全集》出版后，寄到桂林，宋细读一遍，编了一册《鲁迅语录》。后来，曹聚仁到桂林，宋问曹：“为什么鲁迅没骂过你呢？”
杨石朗曾投贺天健门下学画，贺对杨颇为器重，甚至视杨为自己的唯一继承人。但杨石朗后来见异思迁，见吴湖帆这边香火旺盛，便改投吴门。贺极为愤慨，自然也迁怒吴湖帆，遂与吴绝交。
康有为曾赋诗称赞林纾的翻译，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到康有为的诗，指斥康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不认识的“译才”。
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我们的主张》的宣言，蔡元培、梁漱溟、李大钊等15人参与讨论并署名，后梁启超、林长民等看了很不高兴，林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排斥我们？”
1934年，巴金参与编辑的《文学季刊》抽掉了季羡林投来的《兔子》一稿。这让季羡林大为不满，他在1934年3月25日、26日的日记里接连写道：“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中，但我们又何曾看得起他们呢？”“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李）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我现在自己都奇怪，因为自己一篇小文章，竟惹了这些纠纷，惹得许多人都原形毕露，未免大煞风景，但因而也看出究竟。”
1923年7月19日上午，周作人给鲁迅送去一信：“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此前的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当天日记记：“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自此兄弟失和。而周作人信中所指，被说来说去，猜来猜去，至今仍是个谜。
刘文典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撞上刘文典，刘文典随后对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期间，曾应邀到一些学校演讲。5月22日晚，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了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
16．年节
1912年1月1日，民国诞生。这一年，叶圣陶18岁，住在苏州。当天下午，他和顾颉刚等两三友人到观前街闲逛，日记里有“风狂云黯，市静人稀”的描述。日记还特地注明：“今日为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叶与顾的交情，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顾颉刚病逝。一个多月后，民国迎来第一个春节，叶圣陶又在日记中写道：“岁岁元旦，观夫融融之日，油油之天，每以意象之觉殊而另有一种境况。此境况今日亦觉得之也。”与叶圣陶同岁的吴宓，当时正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他在大年初一的日记里写道：“晨，为《水调歌头》一阕，殊不惬意。午无事。晚，及李君伯愚并仲侯、君衍捕雀为戏。嘻，此亦新年之常例。”
1917年除夕，时鲁迅居北京城南绍兴会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陈济堂曾是广东实力派人物。俗语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亲朋中自不乏握有实权者。广东商人霍芝庭凭借陈妾莫秀英等为后台，连续多年包办全省最大的烟、赌捐务，获利无算。某年正月初一，霍到莫秀英家拜年，给莫的儿女各“利是”一封，每封内装一张10万元的支票，合计达一百多万。霍辞去后，莫拆封一看，不禁也为之讶然。
1947年冬，蒋介石夫妇到庐山住了一段时间。除夕，蒋氏夫妇请身边工作人员吃年夜饭，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和侍卫长俞济时在座。蒋介石夫妇分坐一张长条桌的两端，王坐蒋的左手，俞坐右手，其他人员居中间。席上没有什么名贵菜肴，也不备酒。最显眼的是一只烤火鸡。宋美龄见火鸡烤得比较酥，便劝牙口不好的蒋介石多吃点。
天津金融界大买办魏信臣和宁星普交情不浅，过年时必亲到宁宅拜贺，每次都带银票1000两给宁家的孩子当压岁钱。
民初的某个春节，梁实秋的父亲说：“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邵乾一在东北各大城市如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地都有买卖。一次邵从哈尔滨回老家金县过年，命跟班给他蒸两大筐馒头带回去。跟班说：“这多不好看。”邵说：“少废话，我看家里过年能吃上馒头就不错了。”
张群与民生银行老板周作民过从甚密。1946年春节，周在成都，张特地在除夕赶到成都，邀周同车观览市区年景，并下车漫步街头一小时许。春节期间，张群还在寓所备下一桌丰富的肴馔款待周作民。周在日记里说：“据称抗战中，（张群）款客极俭，今特为余设此盛席，可感。”
许杰的老家在浙江天台。当地习俗是腊月收账，一直收到年三十，正月初一去讨债则不吉利。凡是提着灯笼要债的都算年三十晚上出来的，可以一直提到初一早晨。穷人家最难过的是年关。许杰家穷，一向欠债，而他叔祖父则开店当债主。每及除夕，父亲就开溜，跑到叔祖父家，一是避债，二是替叔祖父要债，兼充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
1931年元旦，在孩子们的发起下，苏州九如巷张家以一场热闹的“同乐会”过了新年。除家人外，还有一些来宾应邀参加。晚会自晚6点开始，除了跳舞奏乐唱昆曲，还演出了田汉创作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17岁的张宗和扮演男主人公，他的姐姐、22岁的张允和扮演女主人公，其他角色均由张家姐弟担当，而他们的继母韦均一也被安排扮演了一个只有三句台词的店主人。
1934年除夕，胡适忙于应付饭局，他在日记中写道：“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我回家时，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
1936年除夕，何其芳拎着几斤莱阳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