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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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预先有些警戒，种值园主还是发动了一股恶毒攻击我的逆流。报纸上充满了对我的同事和我自己的种种污蔑。然而我的极度谨慎和坚持真理、丝毫不苟的态度，使他们不得不转变他们的锋芒。
种植园主对于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攻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们攻击得越厉害，人民越发钦敬他。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下，我认为邀请别省的领袖到这里来是不适当的。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给我保证说，无论我什么时候需要他，只要通知他一声就可以了，可是我没有麻烦他。我这样地避开了这次斗争的政治意味。但是我偶尔也给那些领袖们和主要的报纸寄一些报告去，不过只供他们参考，并不打算发表。我看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件事情，哪怕它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其起因不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就会坏事，如果我们保持其不超越政治的界限，便能有助于这件事情。三巴朗的斗争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凡是在任何方面给人民以无私的援助，最后总是在政治上有助于国家的。
第十六章　工作方法
要详细记载三巴朗的调查，就必得叙述三巴朗农民本身的历史，而这不是这几章的篇幅所能办到的。三巴朗的调查是对真理和“非暴力”一个大胆的尝试，而我不过就我认为值得写下的情况逐周写出来而已。读者要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去读一读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先生用印地文写的《三巴朗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现在听说就要出版英文译本了。
现在言归正传。调查不可能在戈拉克巴布的家里进行，除非叫不幸的戈拉克巴布把屋子完全腾出来，而那时莫提哈里的人还没有消除他们的恐惧，还不敢把屋子租给我们。幸而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巧妙地弄到了一所房子，周围还有相当大的空地，我们于是搬进去了。
进行这件工作没有钱是不行的。当时还没有为这种工作向公众募过捐。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和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律师，他们或者是自己出钱，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向朋友募捐。当他和他的朋友都还出得起钱的时候，他怎么能要求别人出钱呢？这大概是他们当时争论过的问题。我已决心不接受三巴朗农民的任何东西。那一定会引起误会的。我同时也下定决心不为这次调查向全国发动募捐，因为那可能会使这件事情带有全国性和政治色彩。孟买的朋友们捐助15，000卢比，但是被我谢绝了。我决定尽可能在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帮助下，向不住在三巴朗的比哈尔富户那里募捐，如果不够，便求仰光的朋友梅赫达医师设法。梅赫达医师答应我们如有需要，他就寄来。于是我们便不必再为经济问题担心了。我们并不需要大批的钱，因为我们决心竭力节约开支，以符合三巴朗的贫苦情况。最后发现我们果然不需要大量的钱。据我记忆所及，我们总共花了不到三千卢比，捐到的钱，还剩下好几百个卢比。
最初阶段，我的同事们所过的那种奇特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经常使他们难堪的笑柄。每一个律师都有一个佣人，一个厨子，因此也都各有厨房，他们常常迟至午夜才吃饭。虽然费用是由他们自己支付的，这种不正常性使我发愁，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不致有什么误会，他们接受了我很多嘲笑。最后，大家都同意不雇佣人，合并厨房，并严守一定的时刻。因为大家都不是素食者，而两个厨房又太费钱，大家就决定只要一个素食厨房。大家还觉得有必要坚持简单的饮食。
这些措施大大地减少了开支，也给我们节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这正是大家所迫切需要的。成群的农民前来向我们申诉，他们带着一大队同伴，把空地和花园挤得水泄不通。我的同伴们想要使我免除那些前来的人的“朝拜”，但是他们的努力常常没有效果，而我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被弄出来展览，以供“朝拜”。至少需要五个至七个志愿工作者来记录来访人的谈话，即使这样，还有不少人得不到谈话机会而不得不在晚上走了。他们的所述并非完全有用，其中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他们不这样做便不满意，而我也体谅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感情。
那些做记录的人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每一个农民都需要经过严密反复的盘问，不合格的就不得申诉。这就要花很多额外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材料便因此而确实可靠。
我们做记录的时候，罪犯调查所总有一个官员在场。我们本来可以阻止他来，但是我们自始就决定，不但不必介意罪犯调查所的官员在场，并且要从礼相待，并尽可能供给他们所有的情况。这对我们毫无害处。相反，农民看在罪犯调查所的官员面前记录谈话这一事实，就使得农民更无所畏惧。这一方面可以消除农民对于罪犯调查所的过分畏惧，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官员的在场，是对言过其实的一种自然的限制。考查人民是罪犯调查所的职责，所以农民们是必然要提防的。
由于我不愿激怒种植园主，而想用温和的办法取胜于他们，因此我必须写信并会晤那些被人严厉指控的人。我也去见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把农民的疾苦向他们提出来，并听取他们的看法。有些种植园主恨我，有的置之不理，也有少数几个人以礼待我。
第十七章　同伴们
布位兹吉索尔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真是一对世无其匹的人。他们的热忱使得我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便不能前进一步。他们的弟子或者说他们的同伴山浦巴布、安努格拉哈巴布、达朗尼巴布、兰纳弗密巴布和其他几个律师，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文提亚巴布和贾纳克达立巴布也时常来帮助我们，他们都是比哈尔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农民们的谈话。
克里巴兰尼教授除了投入我们的共同工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他虽然是一个信德人，他却比一个在比哈尔生长的人更贝有比哈尔人的气质。我只见过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入乡随俗，随遇而安。而克里巴兰尼便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令人不可能感觉他是一个外省人，他可以说是我的看门总管。在目前，他把设法使我避免人们的“朝拜”当作他的生活的目的。他挡住人们，有时是运用他的源源不竭的幽默，有时又运用他那温和的威吓。到了晚上，他又执行起教员的职务，把他的历史研究或观察所得讲给他的同伴听，并使畏畏缩缩的来客鼓起了勇气。
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早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列入长期赞助者的名单之中，只要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他每月必来一两次。他当年所过的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同他今日的简单生活，恰恰成了一个鲜明的对化。他同我们所维持的关系，使我们觉得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虽然他的时髦衣服，会给一个陌生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
我在比哈尔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因此我有了这样的信念，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乡村教育，要从事一种永久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农民们的愚昧无知实在可怜。他们不是让自己的孩子到处游荡，就是叫他们从早到晚在靛青园里做工，每天挣两个铜板。在那个时候，一个男工的工资不过十个派士，女工不过六个派士，童工不过三个派士。每天能够挣得上四个安那的，就算是最幸运的了。
我和同伴们商量以后，决定在六个村子里开办小学。我们同农民商定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他们供给教员食宿，其他的费用则由我们负担。乡下人手头是没有现钱的，但是他们很可以供应粮食。其实他们已经表示，他们愿意供给谷物和其他原料。
到哪里去找教员倒是一个大问题。在当地很难找到肯为一点点津贴或毫无薪俸而工作的教员。我的主张是决不能把孩子交给普普通通的教员。教员的学问资格不如他们的道德品质那样重要。
于是我发出一个征求义务教员的公开呼吁，得到了很快的反应。甘伽达劳。德希潘特先生派巴巴萨希布。索曼和彭达立克来找我们。阿望蒂克白。戈克利夫人从孟买来，而阿难蒂白。卫珊巴扬夫人则从浦那来。我派人到我们的学院里去找卓达拉尔，苏伦德罗纳斯和我的儿子德夫达斯。大约就在这时候，摩诃德夫。德赛和纳罗哈立。巴立克带着他们的妻子，投奔我而来。嘉斯杜白也应召前来工作。这是一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