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32章

刻毂矢魂。昧艘荒晔奔洳糯笾峦瓿墒楦澹⒂?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这正是他撰写此书的真实动机与目的。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成为大学中最通用的一本历史教科书，也是他书生报国的一个典型事例。
钱穆并不完全是一个躲在象牙塔里的教授。1935年，日本阴谋“华北自治”，10月，有感于爱国之情与民族大义，钱穆与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孟森等百余名大学教授发起一项抗日活动，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日大计。鉴于钱穆的抗日态度和学术影响，1942年秋，蒋介石在成都两次召见钱穆，请他到重庆机关讲中国历史，谈宋明理学。作为学人，钱穆对当政者始终保持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一次蒋在报上看到钱穆的一篇讲话，很赏识，又打电话又是写信约他相见，钱穆以距离太远借故推脱了。后来见面时，他甚至当面劝蒋为了全体国人利益于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这些都表现了钱穆的书生意气。
1944年10月，应有关部门要求，钱穆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钱穆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贯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统一。1986年2月，他以92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显示了其史家之卓识。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学者，钱穆对历史的认识也有其局限的一面。西安事变发生后，国人都十分关心，上课时同学们也请钱穆谈谈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钱穆说：“张学良、杨虎成的做法是不对的。”（赵捷民《北大教授剪影》）可见他的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虽然研究历史，却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缺少客观认识。所以学生们开玩笑地说，钱穆是唯心论者。1989年仲秋，钱穆参加新亚书院40周年校庆，与学生座谈时仍然认为“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多少也反映了他的史学观。
“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
1930年，钱穆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次年便正式应聘到北大担任教授，从此正式登上大学讲台。
钱穆个子虽小，但十分自信，两眼炯炯有神。平时虽不苟言笑，说话时却十分风趣健谈。在北大当时穿长袍的教授极少，陈寅恪是个坚定的长袍主义者，钱穆对陈寅恪的学问十分佩服，看到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这一习惯他后来长期保持着。
钱穆不仅长于著述，也长于上课。在北大，钱穆【文】主要讲中国【人】上古史、中国【书】近三百年【屋】学术史、中国通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每堂课上两小时。钱穆通常准点进教室，上堂就讲，没有废话，中间也不休息。由于博闻强记，上课时常常旁征博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借古讽今，时出新见，很快声名大振，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大约因为在家乡执教太久，乡音不改，上课时始终不脱一口无锡腔，开始学生听了很不习惯，但他的课讲得实在精彩，谁也舍不得离开，时间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觉得很有味道。他自己从不觉得无锡话有什么不好，50年代在新亚学院演讲时，香港学生反映听不太清楚，有人问他要不要提供翻译，意思是译成英语，他很不高兴地反问道，要译成英语吗，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
钱穆最受学生欢迎的是中国通史，这堂课先后上了八年之久。中国通史课每周两堂，每堂两小时。多安排在下午一点到三点，这时通常是学生最疲倦的时候，他却能把枯燥的历史课讲得生动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课，除了北大学生，其他高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人一多不得不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每一堂将近三百人，坐立皆满。”（《师友杂忆》）有的人一听就是四年。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学生从北大一直听到西南联大，总共听了六年之久，可见其吸引人的程度。钱穆也被学生评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有人把他与胡适并提，时称“北胡（适）南钱（穆）”。
北大学术空气自由，学生可任意选听，教授的观点也常常互相矛盾，大家自由辩论。钱穆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注意一点，别引起麻烦，但他并不回避，仍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当年在北大有三个教授在学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称为“岁寒三友”，“所谓三友，就是指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李埏《昔年从游乐，今日终天之痛》）
钱穆做事特立独行。刚到燕大时，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批学生试卷时给分十分吝啬，85分以上极少，通常只批80分，大部分在80分以下，一个班总有几个60分以下的。他原以为那几个学生可以通过补考过关，不料燕大规定一次不及格就开除，不许补考，从无例外。听说几个学生因为他批的分数过低将要失学，他立刻找到学校当局，申说理由，要求重批试卷，学校一开始以向无先例加以拒绝，经他力争，终于破例让他重判了试卷，让那几个学生留了下来。此后阅卷，给分也就大方多了。
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见钱穆的性格。胡适对钱一向十分欣赏，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的有关问题，胡适便让他们找钱穆，说你们不要找我，钱穆是这方面专家，你们找他。见胡适这样推崇钱穆，大家对钱穆也另眼相看。一次胡适生病，许多人都争先前去拜访，乘机联络感情，钱穆偏偏无动于衷。朋友知道后，对钱穆大加责备，认为他太寡情，辜负了胡适对他一片好意。钱穆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两回事，怎能混为一谈？如果他帮助过我，说过我好话我就去看他，那叫我今后怎么做人？钱穆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在北大教授中，钱穆除了学问好，人品亦佳，在师生中有口皆碑。他平时不苟言笑，埋头治学，惜时如金，但绝不是一个酸夫子，而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也很懂生活的人。他毕生有两大爱好，一是昆曲，一是旅游。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话用来形容钱穆再合适不过。钱穆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余在北大凡七年，又曾屡次出游”。几乎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