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33章

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这才是钱穆。
“枯桐欣有凤来仪”
钱穆个人生活并不像治学那样顺遂，一生三次结婚，可谓五味俱全。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1917年秋，在长兄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夏秋之交，妻子及新生婴儿相继病逝，长兄归家料理后事，因劳累伤心过度，引起旧病胃病复发，不治身亡。“两月之间，连遭三丧。”钱穆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一度“椎心碎骨，几无人趣”。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40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16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钱伟长的名字也是钱穆所取。钱穆去世时，钱伟长挽联云：“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于有尽；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重，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在苏州娶继配张一贯。张一贯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曾做过小学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与继配生有三子一女。1949年他只身赴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钱穆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并与他长期相守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胡美琦。胡是他在新亚的学生，两人的婚姻可以算是师生恋。
胡美琦是江西人，父亲曾做过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秘书长。解放前夕，胡美琦从厦大肄业后随全家迁香港，就读新亚学院。仅做了一年钱穆的学生，就随全家迁台湾。
两人的姻缘很有传奇色彩。1951年冬，钱穆到台湾为新亚募捐，一次应约在淡江大学惊声堂演讲，演讲刚刚结束，突然新建成的礼堂的顶部发生坍塌，一块水泥正巧砸在钱穆的头上，钱穆被砸得头破血流，当场昏倒，在医院里昏迷了两三天才醒来。当时胡美琦在台中师范图书馆工作，因为与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他到公园散步。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1954年师范大学毕业后，胡美琦重回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胡美琦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1956年1月30日，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的婚礼。新婚洞房是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刘师培：激烈的少年大师
刘师培（1884—1919。11。20），字申叔，江苏仪征人。他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刘师培曾经着意满清科场，后来却力倡排满革命，他35岁的生命非常短暂，但对学术界的贡献却是不容忽视的，有人称他为“少年同学大师”，而他则自称“激烈派第一人”。
激烈派第一人
1903年，19岁的刘师培北上会试，未中，归途中经过上海，结识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到上海没有几天，就目睹了震惊海内的《苏报》案。《苏报》是当时上海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受新型知识分子爱国热情的影响，言论激进，邹容的《革命军》就是在这里发表的。由于《苏报》言辞激怒了满清政府，邹容、章太炎等人被捕，从此刘师培卷进了政治漩涡。
冬天，他和蔡元培创办了一份报纸《俄事警闻》，作为当时“对俄同志会”的宣传机构。第二年改名为《警钟日报》，成为上海滩最著名的革命报纸。没多久，刘师培抛出了一个重型“炮弹”，即刘师培所撰《攘书》。
刘师培早年是一个激烈的反清政府的革命派。他同章太炎是好朋友，受章太炎影响写《攘书》表示自己的“排满”决心，又写了《黄帝纪年论》、《论激烈的好处》等论书，宣传“排满革命”的民族文化思想。刘师培手中的精神“武器”便是传统的“攘表”思想。
《攘书》（1903年）开首便说，“攘，《说文》云，推也”，“吾”豕韦之系世秉麟经，我生不辰，强虏横行，鉴于前言，扶植人极，炎黄有灵，实凭实式。刘师培以“攘夷”为历史使然。刘师培坚持黄帝纪年。他认为，一个民族必须追溯自己的起源，中华民族的祖先是黄帝，应以黄帝纪年。刘师培的思想存着一份爱国热忱，因此他对未来的中国抱着殷切的希望。他说：“吾远测中国之前途，逆料中国民族之未来，吾惟有乐观。”“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他还说：“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既醒之后，百艺俱兴，科学极盛，发明日富，今世界极盛之英德美不足与比也。”不过也要看到，在许多的“主义”中，大概民族主义最难把握“度”，每当走过头便可能仄向狭隘的一途。
《攘书》把刘师培推到了排满革命的最前沿，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言论及行动都是激烈的，这一时期刘师培表现出来的“排满”决心与热情无人能及。
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射出的另一个“炮弹”就是《中国民约精义》，即用中学来解释西学的民主观点。
刘师培早年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主论者，他注意用中学解释“民主”，想在中西学融会贯通中，求其新解，并能被中国人接受，这应该说也是将西洋学说“中国化”的一种尝试。刘师培在《中国民约精义·序》中说，我国国民知道有“民约”二字的，已经有三年了。卢梭《民约论》为欧洲政学之力作，对中国仅增加一新名词而已，实应大力宣传，以求普及。同时他又认为“民约”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明。故当可从中国经典中寻找出本国“民约”思想精华。由此原因编写了《中国民约精义》，在这本书中他引用《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国语》、《周礼》、《礼记》、《论语》等有关君民、君臣关系论述，旁征博引，述及己见，论“民约”思想，证明在中国可以实行“民约”思想。
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对于清末年宣传民主思想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师培毫不讳言称自己是“激烈派第一人”，他曾热情地讴歌主张社会革命的卢梭：“他说的话都是激烈不过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动起来的。”他认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