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34章

刘师培毫不讳言称自己是“激烈派第一人”，他曾热情地讴歌主张社会革命的卢梭：“他说的话都是激烈不过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动起来的。”他认为这种激烈的态度是每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必备的条件。他指出，一个真正的维新者，除了具有新学知识外，还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讲国学，一是讲民族，一是主激烈。”
在言论上他是主激烈的，行动上他也不示弱。1904年的11月，蔡元培、陶成章在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组建了光复会。该会以暗杀和暴动作为主要抗清手段。光复会一成立，刘师培就加入了，而且是最积极的一员。没多久，他就和另一个会员万福华去刺杀王之春。王之春生于1942年，曾任浙江、广东的按察使。1898年他在四川布政使任上疯狂镇压余栋臣起义，被升了官，当上了山西、安徽巡抚。1902年任广西巡抚时，主张以出让广西矿产权利为条件，“借法款、法兵”镇压广西人民起义。他的这一做法成了国内拒法运动的导火索。清政府第二年就把他解了职。刘师培找这样一个人下手，是为了解心头之恨，并给那些卖国的官员们敲一下警钟。这次刺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刘师培第一次感受到了干革命并不是件容易事。后来徐锡麟安庆起义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暗杀和暴动这种冒险的激进行为，是不足以撼动一个政权的基石的。
紧接着，新的打击又来了。他主笔的《警钟日报》由于反满言辞过于激烈，1905年3月25日清政府突然下令查封，并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刘师培在通缉之列。从“排满”到革命，从反对“三民主义”到宣传文化民族主义，再到宣扬无政府主义，宣传复辟帝制等等，刘师培学术道路上遇到了阻碍，使他不能平心静气地去研究国粹学，在仕途上他也是走上了一条狭窄的道路，最终只落得仓皇出逃的命运。
生活的艰辛再加上现实的压迫，动荡不安的社会造就了刘师培善变的性格。
少年国学大师
激烈的“排满革命”言行，尤其是《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发表之后，使刘师培声名鹊起，成为与章太炎、蔡元培齐名的革命党人。
就在《警钟日报》被封的两个月，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的刘师培其国学造诣，在所有的保存会会员中无出其右者，就连章太炎有时候也自叹比不上他。
因为待在上海并不顺利，刘师培1905年回到老家芜湖。回到老家后，刘师培经常收到章太炎写给他的信，信中章太炎极力劝刘师培应该致力于学术研究以保存国粹。此时，刘师培又想起了章太炎在狱中说的那些话，被这个比他大15岁的师友感动了。
刘师培决定研究国粹，从此，在《国粹学报》上出现了刘光汉（刘师培曾用名）这个名字，有人统计过，从《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到停刊，共出82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来上海后，开始著述工作，到民国元年，经历了7年，这期间他著述43种，而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就有33种。几乎期期都有，每期上他的文章总是被排在第一篇，篇幅往往很长，32开本的书，有时竟占全报的2/3还多，别人的文章只是配角。可以这样说，没有刘师培，就没有当时的《国粹学报》，人们读《国粹学报》也就是为了读刘师培的文章。两年后他去了日本，转而研究宣传无政府主义，学报也渐渐失去先前的光彩与魅力。
在短短的两年里，《国粹学报》也成就了刘师培。迅速把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推上了国学大师的宝座。在当时的革命派的阵营里，能赢得这一称号的除了刘师培就是章太炎了。在他主笔《国粹学报》期间，该报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非常有影响。刘师培能够把西方社会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国学研究中，的确让人耳目一新。该报作为当时国粹思潮中最出色的刊物，对改变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少年国学大师”这一称号并不是混来的，而是靠他自己的学识得来的。
后来成为国学大家的钱玄同，非常惊讶刘师培的才气，只比自己大3岁，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才气！因此他非常想认识刘师培。后来刘师培去日本，钱玄同在章太炎的住所结识了他，他们的友谊也就从此开始了。宋教仁也非常喜欢刘师培的文章，他在日本听说《国粹学报》创刊，马上邮资订阅多年的学报，从此成了一个学报的忠实读者。
当时许多东南文化界的精英都加入了国学保存会，如马叙伦、蔡元培、刘师培、陈去病、朱葆康、马君武、柳亚子、黄宾宏等。当时若说国学造诣最深的人当数刘师培了，虽然革命、仕途遭受了打击，但他发现自己仍被命运青睐，刘师培在著述的同时，还主讲国学保存会办的国学讲习会。国粹思想经刘、章之手已经成为革命派队伍中带有普遍性的思潮了。
刘师培作为“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追求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而且更关切传统文化的命运，他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他倡言的国粹思潮不是独立的思潮，而是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
因为思想上的狭隘性以及独特性格的影响，使得刘师培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没有继续沿着革命的路子走下去，反而成了复古思想的维护者。
一个人的“革命”
当时的《苏报》案对刘师培触动很大，激发了他投身“排满革命”的勇气和信心，他加入了中国教育会，表面上办教育，暗中则鼓吹革命，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的思想激烈，而且立论独到，言论往往振聋发聩，其激烈的苦命态度和独立寒风的革命立场，表达了一个人对革命的决绝和果断。
刘师培认为日本的吉田松阴、意大利的马志尼都是革命家，要向他们看齐。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虽是说“空话”的，比不上革命实行家，然而他们鼓动革命的作用却功不可没。将这一言论与他的生平联系起来看，可以明了，他所谓的革命矛头是指向清朝反动政府的。他站在孙中山、章太炎革命派的一边也曾表示出对清政府不共戴天的仇视，并直接参与了一些具体行动，也算得上是一个有言有行的人。
刘师培到日本后，就被日本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感染了，从此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着了迷，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利用《天义》半月刊，在热衷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同时，刘师培开始组织人手编译《共产党宣言》，很快就译发了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和《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不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也翻译出版了。刘师培在《宣言》的中译本序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师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与宣传，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的李大钊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遗憾的是，刘师培在热烈赞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又攻击马克思主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犯了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幼稚病。
到日本以后，刘师培并没有忘记自己革命党人的身份，当年的“激烈派第一人”风采仍在。
刘师培在日本宣传无政府主义时，慢慢地对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怀疑。1907年6月4日日本足尾铜山的矿工大罢工，在其后的一年里日本又发生了50多起罢工，这对于来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刘师培来说又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的思想变了，他开始对资本主义世界展开了攻击。他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从伦理角度入手的，他说资本家是道德最腐败的人，刘师培意识到资本家的剥削是造成人民贫困的根源所在，因此他强烈地反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正经历着一次重大的社会、文化转型。西学东渐，“国粹”式微、思想者们都在焦虑地选择，但难有一个最终的选择。刘师培在日本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显得非常有力度，其革命的立场也非常坚定。但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上，他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不到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和在中国的必要性，而强烈要求大革其命。后来，像大多数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