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59章

气和地笑笑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问起台湾有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严家淦回答：“我们绝对不造，我们在军事上唯一要防备的只是中共，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投原子弹，相信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投。发展核子武器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我们的钱主要用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在大陆上打不过他们，现在就跟他们比赛，谁能使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乐。这要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花钱去造原子弹，老百姓就要勒紧裤带了。办政治和办经济，每一件事都是选择，每一块钱都要发挥最高效用。”台湾在原子科学的研究上已有很多进展，主要是和平用途，金庸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参观，看到一座原子炉。
短短十天的行程，他的脚步是匆忙的，在桃园、新竹，他随意去看了几户农家，房屋很简陋，家具也有些破烂，但一家有电视机、摩托车，另一家有电冰箱。他感到，台湾人很有礼貌，不管是商店职员、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还是开电梯的，几乎个个笑脸相迎。这样的礼貌中有一种温暖的亲切。开汽车的遇到交通阻塞，极少有说粗话骂人的。金庸对台湾也有批评，比如什么都讲情面，买一张有座位的火车票、订一个酒店房间，往往要找关系、托熟人。一些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很爱摆架子、打官腔，事情办不好，却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马路上的汽车交通更是混乱，司机对马路中心的白线视若无睹。金庸在英国治下的香港生活了二十几年，自然感到陌生、不习惯。
①　《明报月刊》1973年9月号，22页。
金庸还获准访问了金门，那是台湾的前哨，离大陆最近也是最敏感的地方。登上金门岛，他亲眼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闻名已久的金门事实上是一个大要塞，而且是个全民皆兵的地方。岛上六万多老百姓，无论男女，年满18周岁，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人人发枪发子弹，男子满45岁、女子出嫁后，枪械收回。金门青年人人枕头底下有一支枪，尽管当时两岸关系已不是50年代炮轰金门时的剑拔弩张。金庸认为金门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
金门之行有军中将校陪同，一路聊天，金庸对台湾军人有了不少了解。台湾是个海岛，一切军事行动都与海洋有关，陆军指挥官也要懂气象学和海洋科学；台湾时有地震，军官还应懂地质学。有些军官读《比较宪法》，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是什么，军人应当是民权的保护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权。也有些军官读哲学、逻辑、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全军上下要充分明白为什么打仗，为什么一旦有战争时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①
访台结束，金庸写下三万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开篇就说：“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台北当局和我在台湾的亲友看到这篇杂感时，也希望他们能谅解。”他说自己也做不到绝对客观，只是根据十多年来在《明报》写社评的态度来看问题，多多少少以《明报》大多数读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对于海峡两岸，他私人都无所企求，希望整个国家好，全国同胞的生活幸福。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寒眼看到两岸统一：
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①　《明报月刊》1973年11月号，21页。
此文从6月7日到6月23日在《明报》连载十天，轰动一时，还出了单行本，仍供不应求。在读者的要求下，《明报月刊》从当年9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三、解禁
1973年春天，金庸第一次踏上台湾时，他的武侠小说在那里仍是禁书。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市区和郊区大大小小书店、租书店搜查，查禁97种武侠小说，包括他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这些小说有许多是从香港运到台湾后翻印的。台湾当局认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读者安全”。从此，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长期遭到查禁的命运，但一直不乏读者。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木栅的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他说，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胡适当然不知道金庸何许人，但他夫人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家书架上就有。所以他这样说，或许不无针对性。唐德刚回忆，江冬秀找不到麻将“搭子”时，“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①
看到“中央社”12月8日电有关胡适演讲的内容，金庸生气了。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称，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认为《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京戏内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他讽刺胡适，既认中国人如此混账，“胡适之博士胡适之乎？……何以又适台湾也？原来在胡博士眼中，台湾非中国地也，乃美国地也。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于是美国人送‘我的朋友胡适之’以博士衔，有骨气之中国人却称之为‘最下流之胡适之’焉”！
①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9页。
胡适的“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一语大大刺伤了金庸，愤怒所致，毫无节制。这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1962年2月12日，《明报》有一条“本报讯”《胡适公开逼蒋下台》，后面还有一条嘲讽胡适的编者按语：
“国大”开锣在即，胡适却公开要求蒋介石以“鸡犬不惊”的方式将“政权移交”出来。
“鸡犬不惊”，反面就是“鸡犬不宁”。换言之，胡适以此威胁老蒋：如不交出“政权”，今日台湾就会鸡飞狗走。
“不惊”反衬“不宁”，句中杀气腾腾。此事足可证明，鸡鸣狗盗之徒在台湾大有人在，而此辈后面盖有使花旗银纸之假孟尝君作老板耳。
当月，胡适在台北去世，《明报》只是在2月25日第四版中间位置刊登一篇不大不小的报道：《一代学人归道山，胡适博士猝逝世》。金庸没有表达个人的哀悼。
1965年，金庸小说披着“司马翎”的外衣在台湾登陆。1970年以后，他的小说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悄悄流行。他的许多作品改头换面出现在台湾，不仅改书名，而且安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倚天屠龙记》改名为《至尊刀》，署名“欧阳生”；《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传》，署名“古龙”；《笑傲江湖》改名《独孤九剑》（或《一剑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马翎”。
台湾政要中不乏“金庸迷”。严家淦曾专门派侍卫去出版社帮他找《射雕英雄传》。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记者说起《射雕英雄传》中人物如话家常。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下向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1965年回台湾定居的孙科生病住院时，念念不忘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普通老百姓中，“金庸迷”更是无法统计。
1975年初，沈登恩创办远景出版公司不久，有朋友从香港来，送了他一套旧版的《射雕英雄传》。不到一天一夜，他就看完了，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当时，他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他大惑不解，找出了“查禁目录”，结果发现金庸的所有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