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58章

般老百姓真正有利，人心所向，最后必定胜利”。3月3日，他又在《明报》社评中说：
我们是在香港的中国人，对于大陆或台湾的同胞，都不可存在一种轻视之心。我们虽不认为“大陆就是天堂”，或“在台湾生活自由而幸福”，或“香港人醉生梦死”，但我们承认，生活在大陆或台湾的同胞，往往比香港人更加勇敢而坚强，极大多数是堂堂的中国人。
他站在一个观察者的中立立场，就事论事，既不向着大陆，也不向着台湾。“中立”不是无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和稀泥，“中立”也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就是独立、客观、公正。1963年12月27日，针对蒋介石说宪法是台湾的“犀利武器”，他在社评《台湾的“犀利武器”》中尖锐地指出：“雷震目前尚在狱中，日前且有遭受虐待之说，单是这件事，便足以说明宪法的本质。”1964年10月22日，他在社评《总统向小民致训词》中批评蒋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在今日世界中，每个人民都是堂堂大丈夫，你做总统、主席、总理、将军，不过是担任一种公共职务，我做文员、卖货员、工人、农民，也各尽自己的责任。你有什么资格来向我训话？”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台湾的一党专政（事实上是蒋氏一家集权）制度”，“我们绝不赞成蒋介石再参加竞选……本报专栏中有人主张他继续当下去，这并不代表本报的意见”。“我们向来以为，民主自由的主要精义，是容忍异己。报纸上应当容许发表不同意见。”①他对终身制也有尖锐的批评。②
然而，好友周榆瑞当年在《新晚报》写《金陵旧事》《侍卫官杂记》，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极尽讽刺之能事，几乎不留余地，金庸则有不同看法。周氏出走英国后，1963年2月25日，他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说，“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
不管怎样，金庸对台湾一直抱有希望。1966年9月25日，他在《台湾拘捕三名“立委”》中说，“我们一方面慨叹台湾政界贪污风气之盛，一方面却也觉得，每一件贪污案的揭发和惩办，总有助于政治逐步走向清明的途径。”1971年7月20日，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不保，岛上人心不安，他在社评中说：“外交上的劣势已不是任何外交行动所能逆转。自存之道，是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与其竭力争取外国的‘友谊’而不可得，不如民主开明，善待百姓，以争取国人的归心。”此前他在5月16日的社评就说过，台湾是否能维持现状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台湾是否政治清明、经济安定，是否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①　《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明报》1972年3月1日。
②　《台湾的“国大代”老先生们》，《明报》1972年3月22日。
二、《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接受台湾当局邀请，第一次登上台湾岛，进行了十天的访问。此前他与国民党从无公开来往，他的武侠小说长期以来在台湾也是禁书，这次访问标志着他和台湾的关系开始了一个新时期。那时两岸关系十分敏感，深谙中国传统政治的金庸自然明白个中利害，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普通记者身份访台。不管台湾方面邀请他的动机如何，有机会到台湾走走、看看，与台湾高层见面，是他期待已久的心愿。
当时蒋介石身体不是很健康，在家休养。“副总统”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要先后与他会面，特别是“行政院长”、未来的“接班人”蒋经国和金庸有过一席长谈。早在1972年6月7日，金庸即发表社评《蒋经国当“行政院长”》，称蒋内阁起用了不少台湾本省人，应当说是一种新气象，值得赞扬。但他对蒋氏子承父职的做法并不认同。在6月9日的社评中，他认为蒋经国个人的生活倒比较有些民主作风，不大摆官架子。听一位朋友说，某晚看电影出来，见蒋经国在戏院门外买了两个茶叶蛋，剥开壳来就在街上吃，也没带卫兵，相当自由散漫。
这次见面安排在“行政院”会客室，金庸发现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蒋经国陪父亲在山溪边观赏风景。另外一幅书法写着格言，大致内容是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动心忍性，忍人所不能忍。人们在背后还称蒋经国为“小蒋”，其实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似乎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台湾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自1965年美国对台的经济援助计划终止以来，一直维持每年10％以上的平均实际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之一。1972年的增长率是11％，国民平均收入超过370美元，在亚洲仅次子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行政院”致力于发展经济，因此被称为“经济内阁”。
台湾人对蒋经国的口碑一般相当不差，都说他当“行政院长”后有许多革新，对他寄以重大期望。“小蒋”出任“行政院长”一年，台湾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金庸表示，如果自己在台湾居住，也会给蒋经国投一信任票。1998年，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回忆当年的情景，说蒋经国和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①
蒋经国客气地请金庸对台湾多提些批评，因为已谈得很久了，他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只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经国微笑着沉思，然后解释：“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都加一把劲。”
这种心情金庸表示理解，但他认为这还是家长式的领导，还是继承“老先生”（台湾人背后这样称呼蒋介石）的传统来办事，仍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处变的非常时期，或许暂时有这样的需要，但长期来说，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金庸观察到，台湾的政治气氛比以前开明，只是出于当政者主动的开明，既不是源于人民大众，也不是舆论的推动。本质上还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形式，遇到一个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运气好；不幸遇到了腐败的统治者，人民就大吃苦头。
台湾有地方选举，虽有贿选，但他听说，国民党对地方选举一般极少干预，候选人大都是当地的绅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不论谁当选，对于国民党中央并无多大分别。只是由此产生一个弊病，候选人都拼命花钱。落选的不但失面子，还往往耗去了大半家财，对政府不免极度不满。当选的设法翻本，贪污舞弊因此而生。虽然台湾当局严格禁止贿选，事实上却在所难免。他在报纸上就看到有人因贿选被判刑的新闻。
在与台湾高层政要的接触中，金庸发现他们没有“唱高调”，没有“浮夸吹嘘”，而是“逐渐地脚踏实地”，他对他们普遍存在的这种务实态度深有感触，从中看到了台湾的希望。首次台湾之行给他最深的印象，“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82页。
严家淦做到“副总统”，主要是因为经济建设上的贡献。他们在“总统府”见面，从大门起踏着红地毯一直到会客室，两边卫兵持枪敬礼，严肃之至，听严氏谈话却感觉是在听一位经济学教授讲经济理论。严家淦的平易近人金庸早就听说了，并不意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从头到尾，严只谈台湾经济上的缺点，而不谈优点，如对外贸易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太大，有些工业品质量还不很好，等等。严家淦谈到军事费用负担很重，不无担忧，“但我们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增加得更快”。严还说起，有一次他去美国遇到几个美国朋友，他们一见到他就吃惊地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以为台湾早完蛋了。”严家淦心平气和地笑笑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问起台湾有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