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66章

了解。”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长留在他的记忆当中，离京之后，金庸到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天尽头”游览，见到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是“天尽头”三字，另一块是“心潮澎湃”四字。风景管理处要他题字留念。他想起当年胡耀邦豪爽而毫无保留的谈话，想起胡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以及正直的性格，写下这几句话：
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①
①　查良镛《北国之春有所思》，《明报月刊》1993年6月号，90页。
第十四章　数十年来家园
初到香港，查良镛没有想到以后的人生将在这里展开，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结婚、生儿育女、写小说、办报纸，建立家庭和事业。当时他最明显的感觉是天气炎热，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广东话。他说话带着浓厚的江浙口音，“你跟他们讲不一样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不一样。这欺生的现象在动物界里都存在，不要紧的，以后就好了”。他与倪匡、王世瑜、董千里等之间都用江浙口音的上海话交谈。虽然他学会了广东话，还是有口音，有人说他说广东话像说外文。①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在座谈会上见到他，“那是我听过的广东话中，最最蹩脚的一种”，“金庸的广东话，一定要仔细听，才能听得懂，否则还以为他在讲英文呢”！②
一次金庸接受电视访问，用广东话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电视台播出时同时打出中文字幕，他看了很奇怪，问员工：“我讲的广东话，你们听不懂吗？”，大家都嘻嘻哈哈笑起来。欧阳碧问他，广东话、上海话和普通话，除了上海话，更喜欢说哪一种？他爽快地回答：“当然是普通话了。”他的两任妻子都是说广东话的，所以他的“家庭语言”是广东话。①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5页。
②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页。
一、“住下来了，不想走了”
数十年来，金庸已融入香港社会，他的事业也与香港血肉相关。1959年《明报》初创，他就有意办成一份“粤港报纸”，他的早期社评或新闻标题常会夹杂广东话，宣传广告语也常用一些广东话。他很重视香港新闻，读者信箱、生活栏目及马经版也是为港人而设。他有意学《成报》的定位，希望以香港为家，为港人服务，没有“客居”香港的心态，与沈宝新始终将香港看作客居地的心态不大一样。②1959年12月16日，他在《至要生意兴隆通四海》社评中说，“本报是在香港办的报纸，是给香港的中国人看的报纸，因此社评的论点，自始至终帮助香港人说话”。《明报》坚持以香港为本位，直到80年代，90％以上的读者是香港人，美洲版读者大多数也是香港移民。
1963年，有人向联合国请愿，认为香港人没有公民权，要求香港自治。3月6日金庸在社评《香港自治，无益有害》中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下，香港人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政府的行政效率很高。我们以为这一切已经足够。香港如果目前实行自治，益处极少而害处甚多。”几天后（3月10日），他在社评《香港人的精神和品质》中说：“在香港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唉声叹气，总是希望住在这个小岛上的人民经常乐观，经常勤奋。像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中世纪的威尼斯，香港虽小，也尽可成为举世闻名的工商业都市，以至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的都市。”
1966年9月18日，金庸发表社评《香港人的平均收入》，国际调查协会年初对东京、马尼拉、香港、台北、曼谷、新加坡、首尔居民的经济生活调查研究报告显示，香港平均每年每人收入395美金，居亚洲第三，远东第二。香港蕞尔小岛，绝无自然资源，能有此成绩，亦足自豪（1971年12月30日，他又发过一篇社评《本港工资亚洲第二》）。
1967年3月9日，金庸在社评《中共和香港现状》中说，虽无法统计，但相信目前住在香港的人，绝大部分希望本港目前的局面不变。内地1965年在香港通过贸易赚到的外汇达三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而全部外贸盈余只有四亿美元，香港保持现状对内地有利。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63—164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89页。
此时金庸已在香港生活了近二十年，早已以香港为安身立命之地。“五月风暴”前夕，他在4月9日的社评《香港人要求安定》似乎呼吸到了不安的空气：
香港是中国人的社会，中国人在这里居住，说中国话，吃中国饭，没有身在异乡之苦……极大多数香港居民还是选择留在这小小四百方里的土地之上。
对于我们香港人，最最迫切需要的，无过于一个安定的环境，任何动荡都对香港不利。
5月10日，风暴初起，金庸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就绝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除了一部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外，所以到这里来，决不是为了什么革命目标。……但我们终于还是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住了下来，不愿走了。香港尽管有它一千种不好，一万种不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多数居民总是希望像现在这样住下去，居未必很安，业也未必很乐，但比较起来，还是喜欢这样。”
“住下来了，不想走了！”正是他的想法。
从5月18日起，金庸发表《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等一系列社评，判断中共在目前并不想收回香港，“在目前的情况下，香港对中共有许多利用价值”，从外汇、科技资料、统战工作等多方面来看，不收回香港的好处大得多。在5月19日的社评《英国的香港政策》中，他分析英国对香港的态度：“你来，我走，你不来，我在这里。打仗，不打！叩头，不叩！……中共并不坚持即要收回，英国也不会坚持死守。”金庸深知，对中、英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相比，香港问题实在不重要，“然而对于我们住在香港，别无其他地方可去的香港人，这却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他在20日发表的《每个香港人的责任》中指出，香港必须保持经济上的繁荣，必须保持安定，维持法律和秩序，即使有任何意见冲突，也要尽量避免使用暴力。5月22日，金庸在《命运相同，同舟共济》中说，香港的命运面临二十二年来最大的难关，这是住在香港的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他相信左派人士也是需要和平安定的，与香港大多数人一样，大家都不希望这条船沉了。5月23日，他在社评《香港居民在恳求》中说：“全世界的眼光在注视我们，看我们香港这四百万人是以自己的愚蠢来毁灭了自己，还是以政治家的手腕和风度来安渡难关。”
5月25日，金庸发表社评《十二天来的噩梦》。5月22日宣布宵禁，千千万万人脸上没有半点笑容，一片大难将至的光景。到了晚上，长街上无车无人，一片死寂，如同经过原子弹轰炸。5月26日他的《岂有他哉？避水火也！》说得更明白，人们到香港来，“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新年伊始，金庸在社评《1968年元旦展望》中说：“逃到了世界各地的有钱人，其中至少有半数要回来，大叹：‘走遍全世界，还是香港好。’”他们到底喜欢香港什么？
1971年5月4日的社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或许作出了回答：“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主要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而是在生活方式上。”在不同制度下生活，不论在家庭、求学、选择职业、交友、恋爱、婚姻、居住、行动、言论哪一方面，都有重大不同。“香港是殖民地，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决不能说这里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但整个说来，我们在个人生活上所过的，是一种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基本上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之中。”
香港最宝贵的就是自由。无论评论还是新闻报道、副刊，《明报》完全站在香港普通人的立场。金庸爱香港这个自由港，1963年10月16日即在社评《自由乃民主之母》中指出，香港没有民选的议会，完全谈不上民主，“但一般人民享有充分自由，于是整个社会繁荣而安定”。
1964年10月5日，金庸在社评《我们歌颂“民主”与“自由”》中说：
“民主”和“自由”这个字眼很是空洞，但实在是包含着极宝贵、极可爱的意义。如果这世界上真有什么值得为之牺牲一切，包括牺牲自己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