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第18章

些见解，曾引起张爱玲的共鸣。但因太平洋战争，迫使张爱玲“因获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的梦想破碎，因此可能成为学者的张爱玲从此消失，类似许地山式的服装史、宗教史的论著也无从产生。而回到上海后的张爱玲，因只差半年就毕业，于是她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至少拿张毕业文凭”。
但是两个多月后，她就放弃了学业。缺乏经济上的支持固然是主因，但香港的战争显然让她对未来前途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又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务实的职业妇女的生活态度，也潜在地影响着她，于是她选择了卖文为生，作家的张爱玲于焉产生了。
而许地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几个月前，也就是同年的暑假期间，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道教源流考》的论著，他独自在香港沙田蘗园埋头写作，由于工作过度，积劳成疾，后遂返家养病，但终在同年八月四日下午二时，因心脏病不治去世，终年四十九岁。曾经因缘际会，相逢在孤岛香港的两人，从此再也无从相遇了。
第十二章　完不了的“林语堂梦”
“林语堂”三个字，在还是中学生的张爱玲心中，可说是“成功”的同义词。
也让她开始了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七年，长达十五年的英文写作的梦想。张爱玲在散文《私语》中，曾以一种戏谑的口吻说到她中学时代立下的宏愿：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锋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俐落的生活。在中学时代，林语堂给张爱玲留下深刻的印象。“林语堂”三个字，在当时张爱玲心中，可说是“成功”的同义词。我们看同时期的小说家徐，在后来《追思林语堂》文中说：“一九三三、四年，林语堂先生在上海的收入非常可观，主要的是开明书店英文教科书的版费。这也就是鲁迅曾经挖苦他说‘靠教科书发财致富’。我虽然未直接受教于林语堂，但当初中毕业时，读《开明英文文法》，顿觉过去所受的英语教育是错误的，而感到未能向如语堂先生一样的教师学英文甚觉遗憾。开明书店应付的版费数额，由于实在太庞大，因而时常发生争议，最后才折衷为每月支付七百元。那时语堂先生有中央研究院的薪水，也有编辑费，这些把它合起来也不下七八百元，当时一普通银行员的月薪才不过七八十元，而他一个月的收入却达一千四百元。做为一个作家这是非常特别的。”
除了经济上的高收入外，林语堂当时因提倡“性灵”、“幽默”而声名大噪，甚至被冠上“大师”的称号。一九三五年更因赛珍珠之鼓励、促成，他以英文写成的《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大获成功。这使得他的名声更扶摇直上，成为某种国际性的指标。这对当时年仅十六七岁的张爱玲，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加上当时张爱玲受到母亲和姑姑——所谓“轻度知识分子”的影响，崇尚西方；而林语堂在西方获得成功，难免会令其神往。
尤其林语堂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它和张爱玲中学念的圣玛丽亚女校同属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这些学校中成绩优异的学生，有机会到英、美著名的大学深造。林语堂就是在一九一六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由校方推荐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而清华也是培养赴美留学生的基地，当时清华规定：任教三年的在职教师，也可由校方资助出国留学。于是林语堂在一九一九年顺利地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深造。
这条留学之路，曾为张爱玲努力而躬行着。她在圣玛丽亚女校高中毕业后，又随犹太裔老师补习数学，然后参加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考试，以第一名考取伦敦大学。然而后来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不能去英国，才改入香港大学。
在港大期间，她仍然继续做她的“林语堂梦”，她发愤用功，成绩名列前茅。她获得了仅有对文学艺术学生颁发的两项奖学金——尼玛齐奖学金和何福奖。她极有希望在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去英国深造，而这也是她“梦寐以求”的事。她为此苦练英文，因此三年里没有用中文写作，写信也全是用英文。所以当她离开港大时，英文已有不凡的造诣，她姑姑甚至说她的英文“好过中文”。不料就在距毕业前的半个学期，日军攻占香港，张爱玲好梦成空，不得不辍学回到上海。这一改变是张爱玲人生的一大转折，它阻断了张爱玲的留学梦，一个洋博士的张爱玲无由产生，但小说家的张爱玲却于焉出现。当然在来港大不久，埋首功课之余，还有件事是跟林语堂有间接关系的。那就是张爱玲以《天才梦》一文，在林语堂系统的《西风》杂志上得了散文“名誉奖”第三名共录取十名，另再加三个“名誉奖”。
《西风》月刊由黄嘉德、嘉音昆仲所创办，一九三六年九月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刊。所以取名“西风”，是因为内容以介绍西方文化知识为特点，每期封面都有一句话：“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注重趣味性、可读性，栏目五花八门，风格近于美国的《读者文摘》。当时倾慕西方生活方式的中上阶层体面人家，常以读《西风》为时髦。钱钟书在《围城》中写一洋买办的客厅堆了一大堆《西风》，便是涉笔成趣地将这种风气调侃了一番。
林语堂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的创刊号发刊词中说：“每读西洋杂志文章，而感其取材之丰富，文体之活泼，与范围之广大，皆足为吾国杂志模范。又回读我国杂志，而叹其取材之单调，文体之刻板，及范围之拘束，因每愤而有起办《西风》之志。”当时主要的撰稿人除黄氏兄弟外，还有林语堂、老舍、李金发、徐、姚颖、毕树棠、林疑今等人。而林语堂的英文名著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即《生活的艺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美国由纽约的Reynal　&　Hitchcock出版后，也是由黄嘉德首先译成中文在《西风》上刊登的。
一九四年张爱玲在《西风》初试啼声时，享有盛名的林语堂已经人在美国了，他们是无缘有任何接触的，对此让人颇有些遗憾。学者余斌就说：“假如他（林语堂）还在国内，假如他也参与征文的评奖，《小说下载｜wＲsＨu。ＣoＭ》我想以他的眼光，以他对‘奇文’的情有独钟，《天才梦》纵使不获头奖，位次也必要大大靠前的，名誉奖是安慰性质，名誉奖第三名也即得奖者的末位，而前面的获奖作品大多极平庸，对此张爱玲多年后仍无不耿耿。”的确，此次征文的得奖名次，对张爱玲而言，确实不仅是耿耿于怀，还有些激愤。事隔三十多年后，张爱玲在收入文集《张看》的《天才梦》一文的末尾，还新加了一段“附记”云：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名誉奖。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但是第一名长好几倍。并不是我几十年后还在斤斤较量，不过因为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与可信性，不得不提一声。而到了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张爱玲荣获《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文学奖特别成就奖时，张爱玲写了得奖感言《忆西风》，文中旧事重提，更明确地表示，对当年征文评奖结果的强烈不满。
对此研究学者陈子善特别找出当年《西风》征文启事，其中征文字数的限定是在五千字以内，不知道何以张爱玲会误记为五百字，陈子善在《天才梦获奖考》一文中，不无感慨地说：“照例张爱玲关注《西风》，既要应征，总不至于弄错征文字数，而她偏偏粗枝大叶，写了仅五百字左右的《天才梦》应征，否则，我们今天或许会读到一篇洋洋洒洒，更为精彩的《天才梦》了。”
陈文又说：平心而论，获首奖的《断了的琴弦》虽然文情并茂，毕竟只是中规中矩的抒情文，不像《天才梦》短则短，却是才华横溢，意象奇特，时有神来之笔，最后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出自二十余岁的少女之手，道尽了多少人间沧桑，实在令人惊奇，也令人回味无穷。但这是文学趣味见仁见智的问题，编者评选《断了的琴弦》为第一名自有其道理，不能苛求。何况这次征文得奖作品结集出书时，以《天才梦》为书名，可见编者对《天才梦》还是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