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99章

的新兵为第一期的义务兵。他在1953年9月8日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今年华北、华东动员新兵经验，提出‘二年轮换’口号后，在群众中动员顺利，新兵到部队后表现也很好（华东认为从来没有这样好带的兵）。相反的，参军年久的老兵，因为文化低、年龄大，提拔不成，考学不上，情绪反而低落，怀着很大不满，据此情况，应于1954年上半年颁布兵役法，1954年冬开始实行正规复员及征召适龄人员入伍。”对他的这个建议，毛泽东认为，兵役法应继续修订，待宪法颁布后方可公布。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确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到1955年7月第二次会议上，兵役法才正式通过。
彭德怀在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过程中，对200多万老战士复员问题异常关切，认为他们是部队基层骨干，有一些还是功臣模范，不应当将他们全部复员，更不可在一年之内全部复员；当逐步分批地用新战士顶替他们，其中有些可选拔入军校培养。有些因伤致残、积劳成疾或无家可归的，更需要给予特别周到的安排和照顾。
对于部队中大批老战士的安置，从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就给予了很大的重视。鉴于中国历史上多次裁兵的教训，1950年7月，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设立中央复员委员会，周恩来兼委员会主任，地方乡以上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团以上都建立有相应的机构，从确定战士复员名单、集中学习、启程运送到移交安置，都作出细致安排。当时虽然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很困难，但政府仍然从经济上给复员军人以最大限度的生活补助。到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全军已复员老战士115万余人，绝大多数反映比较满意。
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时，彭德怀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如何爱护广大青年要求参军的爱国热情。1953　年7月朝鲜战争刚刚停下来，战争是否还会再起，在人们心里仍是一个问号。加上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军队要随时准备渡海作战，害怕战争不愿参军的大有人在。彭德怀对于部分群众的这种心理是理解的，他在1955年3月16日军委会议上说：“军队和地方对青年参军的热情要倍加爱护，因为现在不愿参军的人还很多。对青年要求参军的要有答复，登记后没有入伍的也要有个交代，下次征兵应享有优先权。”彭德怀要求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认真答复青年来信，有时他亲笔复信，帮助青年实现参军的愿望。
1954年11月8日，哈尔滨市有个叫董安第的青年，给彭德怀写来一封信，说“我在童年时代就有要当一个国防战士的志愿，在初中毕业后，我还是想当一个国防战士，保卫我国的神圣领土。可是当时不收新兵，没有实现我的志愿”，“甚至有时在睡觉中我还梦见自己当了国防军战士”。他说，当他“听到兵役法的宣传之后，更加坚决响应国家的号召，要当一个空军驾驶员，保卫我们神圣而伟大的祖国，誓愿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可爱的祖国”。信里还附有他的简历和健康检查表。
彭德怀看了这封信，立即把秘书叫去说，要用办公室的名义好好写一封复信给他。过了不久，董安第又写来第二封信，进一步表示强烈的参军愿望。彭德怀看后，又用自己的名义给董安第复信，恳切地写道：
“你于十一月八日和二十九日的两封来信都收到了，前一封信，我已告办公室给你复信，该复信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如果你尚未收到，请向邮局查问一下，大概不会丢掉。从1954年9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征兵命令以来，有许多青年同志和你一样，来信要求参加国防军，要求参加解放台湾，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你们这种要求，充分表现出全国青年同志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全国青年同志都引以为荣，你们这种爱国热情是十分可嘉的。”在复信的后半部分，他对董安第个人的要求，作了具体的回答和安排，写道：“我对你一定要当一名空军战士的诚恳要求，表示热烈欢迎。你的来信，已转给兵役机关，要他们致函你的领导机关（编者注：当时董安第已在哈尔滨市参加公安工作），协助你到当地兵役局进行登记，并已转告空军部门，届时为你检查身体。祝你将来光荣地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后来，经检查合格，董安第终于实现了当一名飞行员的愿望。
第三节　评衔和授勋
在军队实行的四项制度中，彭德怀对军衔制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在建军作战需要上，军衔制是不可少的。1953年9月8日，他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工作和上进心。”在此以前，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他在朝鲜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秋季攻势”的间隙，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国内应考虑的7项战备工作建议，其中有：“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育（教材）、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
但在他个人思想上，却对这一区别身份的标识，感到厌烦。他总担心这种形式会影响上下级之间政治平等的关系，担心妨碍军队同人民的亲密联系。在一些外事活动和隆重典礼的场合，按照军队条令规定都要穿礼服，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情绪。他在同干部谈话和闲谈中曾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1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还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
全军高级将领评定军衔，是彭德怀花费精力最多的事情之一。在1955年军官评衔的时候，解放军已经走过了28年的战斗历程，高级将领各有自己的特殊经历，来自不同的革命根据地和方面军以及地区部队（东北抗日联军、海南琼崖纵队、两广纵队、陕北红军、云南填边纵队、新疆民族军等），即通常所说的“山头”。这些情况在条例中根本无法涉及，而在评定军衔时却又是绝对不能有所忽视的。否则，评衔的结果就达不到增强团结、提高积极性的目的。
元帅和大将的授衔名单，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政治局审议确定，彭德怀只参加讨论发表个人意见。而1000多名将军，特别是其中几十名上将的授衔名单，则必须由彭德怀主持拟定，上报中央政治局。从1955年春天开始，彭德怀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名单和几个方案，分别拜访每位“老总”同他们磋商每个高级将领的军衔，研讨那些带有争议人员的方案。对于少数有特殊情况的将领，彭德怀还直接和本人交谈，听取意见，提出组织上的考虑，消除思想上的误解，使其心情舒畅。
全军近百万干部的军衔评定，在罗荣桓的主持下，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反复比较，综合平衡，进展顺利，效果良好。在1000多名将军中，授衔以后公开认为自己偏低的只有极少数人。还有自认为评得过高，主动要求降低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评为大将，他几次向中央军委写报告要求降低，彭德怀请他来当面解释，才答应接受，但是最后仍坚持自行降低一级薪金待遇。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例规定应评为上将，在讨论名单时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即以自己是主办评衔工作的，不能“近水楼台”为理由，诚恳要求把自己降为中将。彭德怀曾几次找他谈话，但由于他一再坚持，最后还是改为中将。当时在正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其他都是上将。这些老将军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高尚品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干部树立了楷模。
在实行军衔制的过程中，对彭德怀不满意的，是一部分妇女工作人员。30多年以后，仍有人悻悻然。她们的意见主要是针对1955年初《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的。《决定》中有两条硬性规定，使她们感到特别不快。一是说，在军、师及其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