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121章

先并没有什么策划。”
毛泽东提出的“军事俱乐部”问题，其实也仅仅是根据下面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是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对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讲话，左思右想搞不通。周小舟建议去找黄老谈谈。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等要来谈话的电话，考虑当时气氛非常敏感，去找他谈话不太适宜，劝他们暂时不要来。可他们还是坚持来了。在交谈中，他们越谈情绪越激动，特别是周小舟说现在毛泽东好象“斯大林的晚年”，要人家敢想、敢说，等人家说了真心话又抓住狠批，“这不是钓鱼吗！”
黄克诚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彭德怀那封信的处理方法。但经验告诉他，在当前情况下，任何感情用事都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他十分克制，一直在设法降温，“你们不要激动嘛！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主席不会错的。……”正在这时，彭德怀推开房门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份西藏军区发来的等待答复的电报，他必须和黄克诚研究一下。彭德怀的突然出现，使在座的周小舟等感到意外，黄克诚也觉得有些突然。
大家站起来为彭德怀让座。周小舟愤愤地说：“彭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看到他们那样激动，彭德怀反倒平静下来，他安慰大家说：“30公里也不要紧嘛，……通过批评、讨论，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他们看到彭德怀手上的电报，连忙告退。
彭德怀和黄克诚研究了给西藏军区增派车辆之事，各人抑制住感情，不敢再谈什么，毛泽东的讲话使庐山的气氛变得仿佛一点火星就会引爆，在这种情况下他俩单独在一起显然不合时宜。彭德怀赶快回到自己的住室。
谁也没有料到周小舟等人从黄克诚房里出来的时候，被人碰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就成了后来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根据。
彭德怀讲“军事俱乐部”是没有的，这是真话，但是有人一定要他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等。在轮番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如果有这个俱乐部，那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四个人，其他再没有了。”
“你敢说真的没有了？”
“没有了。”彭德怀说：“因为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报名嘛！”全场大哗，人们批评彭德怀“不严肃”；　“不老实”。一阵狂风暴雨的批判过去之后，彭德怀解释说：“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的追查、批判，在会上多“顶牛”，毫无进展。
除“军事俱乐部”外，军委扩大会议上追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只是有个别人拐弯抹角地暗示过，“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并没有人正式提出来。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始阶段，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到9月1日，在一次大会上，有人把“里通外国”作为彭德怀一大“罪状”突然提了出来，又一次在会上掀起了“高潮”。
彭德怀深知这个问题的政治份量，他不能不严肃对待。他要求批判者拿出事实来。
围绕这个问题，会议用了两天的时间进行揭发和追查。揭发者说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主要根据，是他在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期间，曾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受过他的单独接见。彭德怀详细地讲述了出访期间他与赫鲁晓夫几次礼节性会见的经过，并详细提供了每次会见的时间、地点、陪同人员和翻译人员名单。他说：“我根本不懂外语，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的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
在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和追查过程中，彭德怀心情是坦然的，他清楚批判实际上是对一个幻影开战。然而他又是十分痛苦的；这样凭空的诬陷，使他感情上受到极大伤害。正象他事后所说：“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这样丑恶的罪名加在我的头上，使我难过极了。”
军委扩大会议对所谓“里通外国”问题的批判，采用所谓会上揭发与会外调查互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会上，人们提出疑问，重要的疑问一提出，便立即派人向外事工作会议进行了解、核查（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与军委扩大会同时进行），或立即向有关驻外使馆发电报要求提供证明。工作极其深入、细致、周密、快速。但是直到会议结束，仍无所获。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提出了彭、黄搞宗派分裂活动，“挑拨一、三军团关系”的问题。
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一、三两个军团编为两师。因一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三军团去参加领导工作。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到了汉族居民地区，乘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当时，后有追兵前有敌军堵截，红军处境危急。为了迅速制止部队逃亡的恶劣倾向，三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决了个别逃跑的干部。以致部队上下议论纷纷，怀疑这是一军团派到三军团的领导干部干的，刚经过整编的一、三军团关系变得很紧张，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
原二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二师政治部的裁判所长，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罪行”，当然算帐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言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一、三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
就在揭发人慷慨激昂发言的时候，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突然站起来说道：“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辅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同志都知道嘛！”
钟伟这个发言，引起会场一阵议论，立即遭到“围攻”。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综合小组在追逼了上述几个问题之后，从9月5日开始，又被划分为5个小组。除第五小组外，其他4个小组都分别交代了任务：第一小组负责清查邓华的问题。因为开会期间有人给大会主席递了条子，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第二小组负责清查万毅的问题。因为7月22日在庐山开会时，他曾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第三小组负责清查洪学智的问题。因为他与黄克诚个人关系较深，与彭德怀关系也很密切，会议期间对彭德怀、黄克诚的问题揭发又很少。第四小组就是负责清查钟伟的问题，要查他为什么为彭德怀、黄克诚打掩护、“解围”。9月9日，彭德怀得知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违心地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并且表示，“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立即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是要把他的信转发全党，并且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在下面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9月12日，彭德怀向大会送去一份自己的书面检讨，检讨仍然是本着“只要不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什么给什么”的精神作出的。实际上是把别人强加给他的东西加以归纳整理，上送了事。
军委扩大会议宣告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