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兵》第38章

一笔帐，算算为何败于东洋岛国。
第一笔帐，似乎算了。主要算的是军事帐，武器帐，结果引发出了一场“洋务运动”。
第二笔帐，几乎没算。小小岛夷，何足道哉！你不算帐，不认帐，不正视邻强我弱的事实，结果是，在十九世纪末被咬一口（咬掉了台湾）后，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咬了第二口（咬去中国半壁江山）。五十年间，日本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比西方列强百年期间带来的灾难总和还要大！无须再强化“仇日”的情绪，无须再咀嚼曾经的苦难，中国的新生一代都该重视日本国这个中国历史灾难的制造者。
本书前数章，当然也是回顾中国的历史失败的。失败了，分析败因，多是自向性的。因为对手远在天边，中国与他们，几乎没有可比性。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失败的中国树立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可比性目标，这就是它的邻居、它的敌人日本国。
同为东方国家，同为封建帝制，几乎同时遭受西方列强的侵凌，都被迫签订过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又都转而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何以日本强大了，强大到比西方列强还残暴？何以中国依然衰弱，衰弱到败于昔日的弱国之手呢？
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上下基本上都未看到日本的强大，更看不到这个强大所诱发的扩张野心。由于将“强大”的日本看“弱”了，将“邪恶”的日本看“善”了，这才造成既暗于知己，又暗于知敌，麻木不仁，应对无方，以至满盘皆输。
在对立的国际环境中，暗于知敌者误国。
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朝廷中，分“主战”、“主和”两派。因为他们都不了解日本，故主战、主和，都难免误国。
让我们罗列一些盲目于敌情的言论：
给事中褚成博说：“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区区一日本……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輧·輱·訛
御史张仲炘说：“臣思日本之举，固有图朝鲜之意，而亦未尝无畏中国之心。我果奋发有为，彼必知难而退。”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说：“今以区区倭人，而令得志如此，数年之后，天下事尚可问乎？”
太仆寺少卿岑春煊说：“区区日本，何足惧哉！”
请注意，上引诸大臣语，都是对皇帝说的。对皇帝上折，本应实话实说，不事虚饰，但历史证明，这些话都不准确，不真实，不但表现了一厢情愿的麻木，而且还有出瞎主意，欺哄君主的意味。从这一批人的话语，我们可以判定，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决策层对敌方的认识毫无正确性可言。
与不知“敌强”相对立的，是知道日本很强大，却不知道这个强大的敌人也有“软肋”。因而，在中日对峙中放弃了以我之长，攻敌之短，以我逸势，攻敌劳师的战术冷静与战术努力。这一派代表人物，或许就是李鸿章了。
对于日本的强大，以及它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威胁，李鸿章几乎是第一个引起警戒的。还在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因朝鲜纠纷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谈后，李鸿章便凭十三天中的五次接触，断言伊藤有治国之才，断言日本将要走向富强。也许出之忧国的责任，送走伊藤一行，李鸿章便迫不及待地密折上奏道：
日使伊藤议定专条初四日会同画押……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輧·輵·訛
验之后事，李鸿章所言极有预见性。只过了九年，日本便“富强”到为害“中土”了。九年间，中国当轴者并未“留意”东边的这户邻居，也许李鸿章在昏昏者中算个例外。在李氏推动下，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7）达到它的战斗力顶点。直至甲午战起，八年期间，北洋海军竟然未添一舰一炮，同一时期，日本海军则连续实现了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扩张案，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在舰船吨位、火力配备和战斗训练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海军。
李鸿章看到了这一形势逆转。就在大战前夕，他上奏朝廷，坦言：“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后，迄今未添一船……窍虑后继为难。”·輧·輶·訛　看到了差距，但他为北洋海军框定的战略、战术任务则是保守的、没出息的。不论“保船制敌”，还是“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輧·輷·訛　基本上是消极防守，不思攻取。
前事后说，即便日本海军在总体上强于中国海军，但中国海军仍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可能；仍有攻其不备，抄其后路的可能。可惜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海军将领们未作此主动尝试。
上面这段分析，是就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的糊涂认识而发的，仍然不是“败因”探究。虽然败后说败十分痛苦，但我们认为中国既然处上日本这么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既然又难改他偷鸡摸狗，钻墙打洞，据人为己的习性，我们又不能在中日之间扩大开挖一片太平洋，或垒起一座喜马拉雅山，所以就应该客观而又冷静地分析在历史的对峙中，中国何以败？日本何以胜？并且尽可能地提醒当国者在未来突发的对峙中不犯历史错误，免蹈历史覆辙。何况，同文同种而又不同国民性的反差，还会激起议论者的一些猎奇呢！
本节文字，我们将选择两个侧面，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提醒读者的关心。
其一，在欧风迅猛、西人东侵的背景下，受侵凌的东方国家为谋自强，能否绕过“政治改革”，只靠单一的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而达到“现代化”目标呢？
中国与日本，走着不同的路。
中国清朝统治者，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五十余年，“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政治体制不变；“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纲伦理不变；皓首穷经，学优则仕的科考制度不变；春种秋收，渔樵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变……所变者，仅仅是“师夷长技”，学着洋人造洋枪洋炮。这，就是风靡中华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证明了“洋务”不能救中国，“师夷长技”不足以“制夷”——莫说“西夷”，连“东夷”也奈它不得。
日本人也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凌。从嘉永六年（1853）美国人培理率舰闯入江户湾，到次年日人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再到1858年被迫签订《安政五国条约》，日本人在强敌面前都没作无谓的反抗。积聚着仇恨，也积聚着智慧，终于他们在“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废除幕府，开始了大幅度“西化”的“明治维新”。“天皇”虽然保留下来，但议院建立了，宪法公布了，教育、兵制、新闻、金融等，一一仿效西方。仅仅积二十五年“维新”成果，原本小于中国、弱于中国的东方岛国一跃而成东亚强国。强大的日本，甚至连西方列强的扩张、侵略意念也继承并发展了，于是侵占琉球，图谋朝鲜，垂涎台湾，问罪中国大陆。
中国与日本决胜黄海时，不单是海军对海军的较量，而且也是学习西方成效的验证。日本学西方，学其“技”，更学其“道”，故“维新”推动了社会进步、国家昌盛，形成了上下一志的国家精神与上下一力的国家体制。中国学西方，学其“用”，弃其“体”，并将这种貌似辩证的二元论归纳为“中体西用”，即张之洞氏后来提出的“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使偏废”。结果是政治落后，吏治腐败，民心涣散，军威荡然，庞然大国，不堪一击。
甲午战败给中国人亮起一盏红灯：仅限于军备建设的单项改革是没有保障的，回避政治改革，怎么绕，也上不了富民强国之路。
其二，历史上的中华大国习惯与弱邻相处，于是有藩邦依附、万国来仪的尊贵。日本强大，中国多了一个强邻、多了一个心存觊觎、难于相处的强邻。家可择邻，国不可择邻。如何与强邻相处呢？如何将和平外交与加强军备协调统一呢？
甲午战前的中国朝廷，从未思考过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盲目自大，使中国人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败局已定，又在朝野诱发了恐日病、媚日病。
回顾历史，甲午前的中国，沉睡于“昨天”的战备，蒙昧于“明天”的战争；有大国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