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人格》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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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荣格：人与神话》，第３６９页。）
最奇怪的是：荣格的梦（或者幻觉）
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接下去的梦中，他看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显然是正为他治病的Ｈ医生的化身。　这个人在荣格的梦中出现是一个不祥之兆，“荣格立刻意识到：像Ｈ医生这样的人，一旦他的原型出现在自己的梦中，便意味着他不久将离开人世。”
这一念头使荣格万分惊骇，因为这表明Ｈ医生有可能“代替自己进入天堂”。
“他挣扎着抬起头来，向Ｈ医生暗示：他必须加倍小心。但是Ｈ医生没有明白他的用意，这使荣格十分恼怒，这种恼怒对荣格当时的病情来说相当危险……荣格不断地说：‘医生应该去关心自己，而不应该这样粗心大意！
‘“
（《荣格：人与神话》，第３７０页。）——据布罗姆说：这一病中的情形，确实从当时在医院照料荣格的埃玛那里得到过证实。荣格梦中的预感应验了：１９４４年４月４日，就在荣格脱离危险，第一次能够从床上坐起来的同一天，Ｈ医生却全身发烧、突然病倒，并且很快死去。　——据当时的病情诊断书说，死亡原因是败血症。荣格对这个梦的叙述，总是令人想起《史记》中赵简子的一个梦。　按照司马迁的叙述，赵简子也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过整整七天，并在这期间做过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赵简子魂游天庭，从上帝那里获得了重要的启示。　后来，梦中的预言一个个都得到了应验。　对这个“大梦”
，《史记》作了详细的记载：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昏迷不省人事）
，大夫惧。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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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与中国传统文化　３６１
扁鹊视之（扁鹊去看了他的病）。出，董安于问。　扁鹊曰：“血脉治也（血脉正常）
，而何怪（你何必惊慌呢）？在昔奏缪公尝如此（过去秦穆公也这样过）
，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我去上帝那里玩得很高兴）。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我之所以呆了那么久，是从上帝那里有所领教。）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将）
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焉。（公孙支把这些话记录下来，秦国的《预言》便由此而问世。）
……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痊愈）。间必有言也（醒后必定有话说）。“
居二日半，简子寤。　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　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抓）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　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　帝甚喜，赐我二笥（盛物之竹器）
，皆有副（都有备用或配套的）。吾见儿在帝侧（我看见有个小孩在上帝身边）
，帝属我（指给我看）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等你的儿子长大成人，就把这给他。）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　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
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史记。　赵世家》中的这一记载，不过是中国古代史籍中大量类似记载中的一个。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叙事性典籍（包括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中，梦兆应验的主题，已成为最值得重视的神话母题。　对体现在这一神话母题中的梦兆意识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在《梦兆与神话》一书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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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认为：
中国古代文化，就精神实质而言，是理性倾向与神秘主义的对立和互补。而在古代神秘主义传统中，梦兆意识与梦兆迷信又占有特殊的地位。　它们不仅弥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渗透到一般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心理倾向和生活方式之中。因此，考察梦兆意识在中国文化中的存在样态和影响范围，应该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省的一项必要工作。（冯川：《梦兆与神话》，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３年，第１页。）
我在这本书中提出：天命观念作为儒家神秘主义信念的核心，从一开始便与梦兆意识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儒家创始人孔子，曾因为自己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便相信自己已经精力衰颓，不再能担当复兴周文化的历史使命。　尔后，又因为梦见自己坐奠于两楹之间而断言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这就不难看出：古人的梦兆迷信，在很大程度上关联于他们对天命的警惕与恐惧。”
然而尽管根源与天命之恐惧，古人的梦兆意识却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宗教上的慰藉。“古代的智慧使古人懂得：个人实际上无力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他必须在自身之外找到某种精神上的依托。”
梦兆意识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拯救，它把在生存恐惧中挣扎的个人置放在神话式的“集体表象”中，从而赋予个人的生存以某种超乎个人的意义。“托庇于包括梦兆迷信在内的神话系统，古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独自面对更为惨淡的人生。”
（同上，第６页。）
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荣格的学说体现出与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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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相通之处。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任何时代，神话的存在，首先是由于有愿意相信神话的人存在。　但人究竟为什么如此愿意相信神话，这个问题却远不是那么明了。　神话学家指出，神话是对宇宙人生乃至一般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就其寻求对社会人生作出某种可以接受的解释而言，神话与哲学和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只在于：哲学和科学的解释，建立在理性、逻辑、事实的基础上，神话的解释则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并且符合某些古老的原型。
神话作为一个解释系统，与其说是在揭示世界人生的真相，不如说是在掩盖世界人生的真相。　但恰恰是这种掩盖，却包含着深邃的智慧并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神话的永恒魅力，一方面固然来源于历史的因袭，另一方面则基于人性的需要。作为对绝望与毁灭的反抗，神话在任何时代都有其必然发生的心理基础。荣格曾说：神话是古代社会的宗教，“原始氏族失去了它的神话遗产，就会像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那样立刻粉碎灭亡。”尼采则更为直率地指出：神话是横亘在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一道保护性屏障；“希腊人知道并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与可怕，为了能够存在，他们必须在它前面安排奥林匹斯的光辉梦境。”这实际上提示我们：人是离不开神话的；作为依靠神话生存的动物，人类生活的一个要义，便是不断地致力于编造新的神话。　（同上，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作为世界性神话系统中的一个共同母题，梦兆应验的神话在古代具有漫长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　即使在今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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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它的影响已经完全消失。　相反，我们却看见它正以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出现在荣格等思想家的著作里。　正如霍尔等人指出的那样，“第一次大战后不久，荣格曾通过对他的德国病人所做之梦的深层分析，预言‘金发野兽’（按：指德国法西斯）随时有可能冲出其地下囚牢，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希特勒崛起之前若干年，荣格就已经作出了这一预言。”
（《荣格心理学入门》，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我个人认为，荣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沟通，恰恰表现在他对梦的象征意义的把握和对梦的神话功用的把握上。这一把握集中地代表了荣格重建精神家园的意向，而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赢得了重新自我诠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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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与西方当代思潮ｒｏｎｇｅｙｕｘｉｆａｎｇｄａｎｇｄａｉｓｉｃｈａｏ
一、精神分析的语言学转向
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语言学转向”
，向西方传统提出了一系列有力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影响很大的精神分析学自然也不能幸免。首先受到质疑的是“无意识”
这一概念。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无意识究竟指的是什么？它究竟是指一个位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