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了林彪》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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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月开始，分处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纷纷抵达北京。我在七月八日发出电讯中说：中共即将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根据这一情况做出的判断。在这几天中，所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非常忙碌，我们都知道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由于局势太复杂，我们的采访工作不知从何处入手。在七月十日晚餐时，一位法国记者建议大家分工合作，互相交换采访所得，以便弥补我们的人手不足。
经过分头采访，我们知道迄七月十五日为止，已经有中央委员五十一人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八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于书记处大厦，而一些地位较高的，则被招待下榻到刘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内，据我们所知，住在彭真家里的至少有李井泉、乌兰夫（内蒙地区最高统治者）及李保华（华东局书记，李大钊之子，尊称彭真为叔叔）等人。几位苏联同业从“科学院”方面获得的消息说：中全会已经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但是我们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证实。
从抵达北京的中委及候补中委的名单看，我们发现了两项耐人寻味的奇特现象：一是华东及中南地区的委员大都没有来，他们显然效忠于上海中央，但是占少数派；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带兵的委员几乎都没有来。华北区的军事委员都在北京，东北的来了不到半数。
七月十七日晚餐，我们得到一条消息，说北京和天津间的火车交通突然告断绝，显然是有重大突发事件出现了。稍迟，我们又获悉，从南方通向北京的所有铁路交通，都已经在正午开始断绝，从南京和汉口到北京的所有铁路干线上的车卡，都被国防部征用。北京火车站地区，从晚上十一点开始戒严，虽然没有正式的戒严令颁布，但该地区布满解放军，禁止行人通过，一位匈牙利同业前往采访，也被挡驾。我们中有人电话向中共官方的旅行社订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答复是所有车票都已售光，至于何时才有车票，则需要等待再行通告。
七月十八日上午，北京盛传林彪已经把大批军队调到北京了，但是在市面上看不到军人，相信他们都驻扎在郊区，并把整个北京包围了。当天下午，我们都证实了这个传说，外交部新闻局用电话通知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暂时不要离开北京饭店，不要外出采访。原来驻京记者可以在北京周围十公里自由活动的规定也暂时取消了。苏联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因为任期届满，原定十九日走的。结果他在去西郊的路上被解放军解放军赶了回来。
当天晚上，从外交团获得的消息知道，刚刚抵达北京的林彪部队，已经向山西方面推进，阻止来自陕西的反林彪的部队继续向北京进发。北京外交圈中，说中国内战即将暴发的谣言不胫而走。一部分林彪的部队已经即若市区，并且逮捕了总参谋长罗瑞卿。
后来我们从所得的消息中得以描绘出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的轮廓。
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通知所有在北京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声言他将于数日之内返回北京，参加中全会，在他未抵达前，中全会不得擅自召开。但刘少奇声言过半数中委已同意二十一日召开中全会，并依照党章于半月前向全体中央委员发出通知，因此无须延期。
双方严重对立。
基于林彪的部队已经占领北京，摆出了要以武力制止召开中全会的姿态，而刘少奇则以维护党章法纪的名义，也调遣军队赶赴北京。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奉罗瑞卿之命，把他驻扎在陕西的一个师向北京推进。毛泽东、林彪及新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立即致电该师长，下令停止行动。当时林彪的军队已经在山西省作了作战部署，如果王的部队继续挺进，将用武力阻止。但该师师长接到最高当局命令后，自动停止进兵。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内战危机。
二十日傍晚的消息还是二十一日按时召开。但是第二天早上，情况发生变化。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突然临阵变卦，表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等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才召开中全会。我们至今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最紧要的关头出卖刘少奇。也许他没有把握把毛泽东击败，也许害怕林彪的实力太大，而不得不违心投靠。总之，由于他改变初衷，使得刘少奇派无法凑足决定人数召开中全会来罢免毛泽东。
七月下旬，林彪的心腹杨成武及谢富治（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首脑）已完全控制了北京。到二十八日，四架飞机把毛泽东、林彪以及集中在上海的一批毛派中委载到北京。毛泽东在九个月以前就因为北京的局势对他不利而避居南方，此时才回到林彪重兵戒备下的北京。
我在八月三日发出的电报说中全会已经秘密举行，接着在北京的各国记者也拍发了同样的消息。事后我们获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八月一日开始在书记处大厦内举行的。会议开了十二天之久。会后的公报未透露会议期间的斗争情况，但是由于多数中委及具有影响力的邓小平投向了毛泽东，刘少奇在会上肯定居于下风。因此全会改选政治局的结果，林彪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而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第七位，林彪派的几个要角，纷纷凌驾于刘少奇之上。至于邓小平，因为勾结刘少奇在先，投靠毛林在后，功过相当，地位原封不动，但是在新的党中央内，他不再被毛泽东视为同道中人。他的三心二意虽然保全了眼前的地位，但将来不论毛或者刘胜利，他都将难免受到清算。正如亚洲一位记者的评论：“邓小平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个行动将影响他后来的政治生活。
新的党中央，把过去九个月中的上海党中央和北京党中央合二为一，但内部的矛盾远没有解决。刘少奇虽然被降低地位，但他的实力依然很大，而彭真也还是逍遥自在地在巨宅内，出入有警卫，前呼后拥。
局势尚未稳定，更大的斗争正在酝酿中。毛在八月十八日建立的红卫兵，喊出了“保卫毛主席”的口号，足以显示毛泽东本人也知道他身边有反对势力的存在，而且整个大陆都有这种势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井泉、王恩茂、乌兰夫那些人，他们都雄霸一方。
－－这位记者的分析是否都对，难以评论。但是，他对三月北京调动军队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十八军突然调动到北京郊区，所有的军政首脑对此都目瞪口呆。
《五。一六通知》以后，中共上层分成了两派：一派要乱，一派要维持秩序。只有充分的乱，才能打破秩序，达到放火烧荒的目的。除了毛、林之外，求乱的人多是盲从领袖的召唤，也有相当多的群众是借机发泄被统治被压抑的情绪，以便用文革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们相信，狂热的行动可以突破过于沉默的空气，在革命的马蹄和动荡的喇叭声中可以间接地达到报复的目的，甚至可以用破碎的瓦片重新拼凑新的图画。刘、邓和他们指挥下官僚体系各层官员，则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处，他们对此已轻车熟路。那些在共产党教条迷惑和历次运动中吓坏了的人，是他们的基础和附庸。
那时一个多么激烈的时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
阶级斗争的弦被拉紧，拉紧，再拉紧。随便一拨就会发出动人的声音，无论出现什么新闻都会叫人感受到刺激。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聂元梓等七个人一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北大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