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之魔》第159章

1948年的冬天，理查迪肯五十九岁，在这样的年纪尝试攀登任何危险山壁都是疯狂之举，更不要说是孤身一人去登山，更更不要说攀登的对象是艾格尔峰了。虽然尸体的身份永远也不能得到证实（而且不可能再见到那具尸体，因为在1948年夏末第二次尝试登顶的登山者到达那个高度之前，尸体就已经被雪崩卷走了），而且那几位德国登山者发现尸体时身上也没带照相机，我却可以清清楚楚地想象到理查的脸。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暴风雪令他止步于与顶峰如此接近的地方，低体温症开始出现，那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他必定不会责怪那座山。
他经常说，他命中注定要死在艾格尔峰北壁。
理查的那次孤身登顶尝试——如果那人真是理查的话（没有证据支撑这一点，我只是在心里肯定是理查无疑）——是不是在雷吉死后或返回印度后他才出发，又或者是不是她一直在等着他从那座山上返回尼泊尔，我无法肯定。我无法想象她会允许他在冬天一个人去尝试攀登艾格尔峰，而且是在欧洲的那场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不过我同样无法想象，在理查打定主意之后，会有任何人与事能够阻止他。据那几个德国人称，那个人头发斑白，不过他那具冰冻的尸体看上去则是顶尖的运动员体形，那可以说是一具优秀登山者的尸体。
我最后要说的是，自从我和帕桑医生在1925年分开之后，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络，并且我两次去印度看他，一次是在1931年，另一次是在1948年的夏天。我第二次去见他主要是为了给他看那年冬天死在艾格尔峰上那名孤身登山者的报道。
帕桑是全印度平民中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财富。布罗姆利夫人于1935年去世，所以来自前布罗姆利大吉岭种茶场的财富就都归帕桑和他的家人所有了。他有七个子女，而且长大成人后都很成功，包括一名女儿在内的三个孩子都在印度议会里任职。帕桑把他的大部分财富都用于帮助印度百姓，把钱捐给医院、救济院、诊所和奖学金基金会，并且资助怀揣医生梦的年轻印度学子。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研究医院至今依旧享有盛名，长盛不衰。
帕桑于1973年去世。他的名字和他的遗赠不仅在大吉岭而且在全印度都受人尊敬。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的通信时断时续，却充满了回忆和感情，而且我已经留言把我们之间的通信随着那些笔记本和那个柯达袖珍相机一并寄给你了，丹。
啊，是的，那架相机。乔治马洛里的相机。从1925年的珠峰之旅中，我带回了两件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理查的韦伯利左轮手枪，二战期间我在希腊群岛和其他地方都用过，另一个就是马洛里的小柯达袖珍相机。1925年5月的那一天，在珠峰27，000多英尺的地方，我们在桑迪欧文的尸体上找到了那架相机。
我始终没有把相机里的胶卷冲洗出来，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把胶卷从相机中取出来。不过几年前，我想应该是1975年，一位柯达公司的研究人员和我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进行简单的攀登，这时候我和他聊了聊，问他如果有这样一架被遗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相机（我只告诉他相机遗落的位置“海拔非常高”，此外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那里面的胶卷是不是还能够冲印出来……胶卷上是不是还有影像。
“当然可以，”那位专家说，“特别是，相机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寒冷干燥的空气中，这就更加没问题了。”然后他神神秘秘地眯起眼睛看着我，说：“我敢打赌，你说的准是乔治马洛里失踪时带的那架从来都没有人找到过的柯达袖珍相机，对不对？虽然你没说起过，不过我知道你曾经去过喜马拉雅山，你攀登过乔戈里峰，对不对？你想知道如果那架相机能找得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恢复马洛里和欧文在顶峰上的照片……来呀，杰克，承认吧。你想的就是那架相机，不是吗？”
我不好意思地承认了我的确如此。我并没有说起那架相机就在我在阿斯彭的小公寓里，距离我们当时登山的地方只有一两英里远。
现在我把乔治马洛里的柯达袖珍相机交给你，丹西蒙斯，并且我很遗憾没有让它一直留在28，000英尺、零度以下这种对于胶卷而言更为适宜的环境中。我承认我很好奇冲洗出来的照片会有什么样的影像，不过我又没有特别好奇，所以在我有生之年并没有把它们冲印出来。对于马洛里和欧文是否登顶，我有着自己的看法，正如对于理查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在马洛里和欧文尝试登顶的一年后是否登顶，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样。我一直不喜欢把纯粹的猜想和不争的事实相混淆。
我很抱歉，我的手稿那么长，在你阅读这几十本笔记本中潦草的字迹时肯定会感觉眼睛十分疲劳。不过我发现，在得癌症和其他方式的死亡判决下达之后，在人生的最后六到八个月里，人们往往能够集中精神辨认出哪些人与事在他们的人生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及哪些人与事无关紧要。我很幸运，因为我这一生有过很多经历，而且认识了很多人，在当时而言很多经历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总是会有人离我而去，不过那些经历与我结识的那些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在这些潦草的文字中写到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非常重要，那些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名字的勇敢夏尔巴人也同样重要。
这篇带点儿外行味道且多愁善感的文字既是“尾声”也是写给你的信，我承认，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感觉非常难过，所以现在我要用简单的文字作为结尾——
你的朋友
雅各布（杰克）佩里
1992年4月28日
编后记
丹西蒙斯
去年，还没读完杰克佩里最后一本手写笔记本，我就心急火燎地给住在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的小理查德A。杜巴戈打了电话。差不多二十年前，也就是在1992年，杰克那个装有笔记本和照相机的包裹被误寄给了此人的母亲。
在电话中小杜巴戈先生非常和蔼可亲，而且非常愿意帮忙，不过我感觉我打扰他看重要的电视节目了，那是一场橄榄球比赛，我听到背景声音了。小杜巴戈先生是不是知道偶然间寄给杰克佩里的曾侄孙女、也就是他母亲莉蒂亚的包裹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照相机？我这样问道，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照相机应该和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补充道，我听到我自己声音里夹着很强的占有欲，几乎都有点儿着魔了。我并没有告诉这位马里兰州的先生，寄给他母亲的那个相机几乎可以告诉全世界，马洛里和欧文在1924年6月到底有没有登顶珠峰。
小杜巴戈先生确实记得那架相机被放在地下室的盒子里，和佩里先生字迹潦草的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可有年头了，他说，很像是那种19世纪的照相机，不过他很肯定那东西已经不在了。2011年那一年他刚刚搬离那栋房子，他的女儿和女婿扔掉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好准备让他搬进“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不过杜巴戈先生基本肯定他的母亲莉蒂亚杜巴戈在她每周举行的宅前旧物出售时已经把那架旧相机卖掉了，或许就是在他从佩里先生那里收到这件旧物后不久就卖了，而且那可能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儿了。他明确无误地记得，盒子里还有一把很沉的旧手枪——谢天谢地，里面没有子弹——而且他的母亲亲自把枪交给了卢瑟维尔…蒂莫尼姆警察局，好让他们摆脱这可怕的东西。
不过，是的，现在小杜巴戈先生回想往事，越发肯定他的母亲在宅前旧物出售中把那架古老的相机给卖了，或许就是在1992年的夏天刚收到那个来自科罗拉多州特护养老院的包裹时就卖掉了。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她的宅前旧物出售中买下了那架相机，不过他认为他倒是记得她说过那旧东西卖了两美元。“还能帮到什么忙吗？”
“不用了，”我说，“谢谢你。”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
我对杰克提到的前往阿拉斯加、楠达德维峰和乔戈里峰的时间做了一点点调查，结果发现杰克的登山好友，也就是他口中的那位“查理”医生肯定就是查尔斯休斯顿医生。此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登山家，比杰克佩里小十一岁，2009年9月去世。1953年，彼得斯科恩宁在乔戈里峰斜坡上一人拉住了四个人，那次的事儿现在看来堪称传奇，而休斯顿就是四个摔倒的人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