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70章

至少也是非正式的。不过，乡村还是感受到了1967年发生在较高层
的省、县一级而且有时是公社总部的夺权的影响。当这些单位被红
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的联盟（主要是城市）接管后，乡村和外部世界
稳定的政治联系就被切断，对本地村社来讲，这是一种混乱的且有
潜在破坏性的经历。不过，国家权力崩溃造成地方上不稳定的潜在
危险通常并没有变为现实，因为此事发生时农民正忙于收获和播种，
还因为军队采取行动及时重建法律和秩序以防止发生重大分裂。带
来混乱的这种冲击的最重要影响不是政治的，而是心理的，最终是
文化的。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的话，文化大革命强化了农民的传统思
想，即外部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们常常害怕、躲避而不是信
任那些陌生人，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因此，文化大革命将社教
运动所取得的进步化为乌有，社教运动曾在农村造就了一批热心公
益、具有新道德的社会主义新人。村民又转回来求助于根植于传统
的宗教和礼仪之中的较为古老的道德和价值源泉。
宗教和仪式
从传统来看，农民对生活意义的想法、感觉，以及对道德规范
的根本要求，都由一种构思完整的宗教系统来解释和证实究竟是否
正当。这种神圣看法的核心是一个有神、鬼和祖先的圣殿。在农民
的想象中，神比生活中的政府官员形象要大，是天国之君主管辖下
的有自己官阶的官员。鬼是附着阴魂的平民，是死去的陌生人的危
险的灵魂，而好的灵魂则是那些死去的、自己祖先的灵魂。一年之
中，以及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农民都要以表现世界观的各方面的仪
式来定期庆祝生活的意义。①
重要的节日如阴历的新年、清明节、中秋节和冬至都集中于为
一个家族死去的祖先上供并庆祝这个家族现在的团结。生丧嫁娶的
宗教仪式的规模大小象征着这个家族的完整和向心力，表明了它与
过去的联系和对未来的希望。象饿鬼节这样的节日，其目的在于安
慰那些所有在农村游荡的、危险的鬼。另外，迷信的农民还经常搞
一些日常仪式，以保护自己免受陌生人的充满敌意的灵魂之侵害。
最后，每个村社都有自己的土地神，在天国官员的级别中，它是自
己本地的守护神，其生日必须庆祝。在宗教方面精于世故的村民还
要抚慰其本地神的上司——附近的城隍——和较高级别的神，它们
都定期巡视本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执政的共产党信奉无神论思想，
但古老的宗教习俗并没有消失。官方对宗教的政策还算宽容。虽然
宗教是虚伪错误的，但只有政治上最危险的、对社会最有害的方面
应受到直接压制，其余的宗教习俗就像经济剥削的苦难随着社会主
义的改造消失了一样自然衰亡。①在农村，实际上这意味着，属于大
家族祠堂的地产和其他财产应该没收。大家族祠堂建立了崇拜共同
的祖先的制度，它为大的家族集团和家族祠堂的联合提供了基础，
随其而来的是大笔的捐款；还为政治上抵制中央权威提供了一个道
德和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是不能容忍的。但本地的土地爷没有寺庙，
它不可能为村社团结反对外部世界提供一个中心；也没有专职的宗
教执事，如萨满教巫师、算命占卜者和巫医，因为在政府控制下，
他们不能独立经营政治经济实体。但对本家族的祖先在家内崇拜是
允许的，对不时打断生活周期的事情举行传统仪式也是允许的，只
要这些仪式不兴师动众、大操大办，且不破坏农业生产。以驱除恶
鬼和带来好运为目的的一点儿私人宗教仪式仍受到官方的嘲笑，但
在实际上并不怎么管，只要它们本质上仍是私人的。
然而，文化大革命有一部分对大多数农民产生了直接影响，那
就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运动。实际
上，这是一次对传统宗教习俗的冲击。红卫兵（主要来自城市）要
求毁灭所有的传统仪式目标。他们强迫农家搬出并毁掉他们最崇拜
的圣物，捣毁刻着历代祖先名字的牌位，这些牌位供奉在正房的祭
坛上。他们没收并烧毁了含有宗教内容的旧书籍，摧毁神象和护身
符，至少在一个地方，他们甚至打碎了模具，这是家庭主妇用来做
带有传统的护身符的米饼的。在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反宗教狂热的重
压下，许多农民避而不搞以生丧嫁娶为目标的传统仪式。①
文化大革命产生了许多代替旧神的新神和鬼。毛（“我们心中
的红太阳”）成了一个圣人。他的画像和语录被刻在所有农村的墙
上。每家都要买几套充斥他的语录的红宝书，家里曾经供奉祖先牌
位的祭坛现在摆放了数套四卷本毛选。一些地方的村民在开会之前，
甚至要握拳宣誓和跳“忠字舞”，这种舞和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旋律，跳起来很像弗吉尼亚舞蹈。如
果说毛代替了神，那么阶级敌人就代替了鬼。不仅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而且在更早些的运动中，人们打击的对象在官方文献中经常被称
为“牛、鬼、蛇、神”，这个传统的称呼由一些危险的超自然怪物
的同义词构成。新政府的节日，如元旦（在西方日历中）和10月1
日的国庆节，在其意义和重要性上都是旧节日的对立物。②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之一是，它提出的新神象征是如此的
不可信。在毛的名义下，一群难以控制的乌合之众大行暴虐。由于
获得了现代大众传播的手段，大部分村民都知道了困扰中国大城市
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如果说这些事件太遥远没能对农民形成一场深
刻的道德和感情上的冲击的话，那么，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
在1968年发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农民的关系就太密切了，这场
运动旨在惩处破坏法律和秩序的人。
清理阶级队伍确实波及了一些农村地区，它要求农民们在同村
居民中找出一个定额（约3％），这些人要对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
的部分负责。文化大革命期间肇事者相对少一些的村子也必须捏造
出几人。按照毛主义者社会阶级的理论，阶级出身好的人通常不会
搞反革命活动。所以，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浩劫的工人和贫农
可能不是好阶级的真正成员，而是受到了坏阶级血统中隐藏的污点
影响的人。如果公开的肇事者带有坏阶级出身的隐藏的污点，那么，
这种隐藏的污点甚至会影响那些显然没做过任何明显错事的人。在
广东“陈村”附近地区，至少这是对没有人缘的村民进行政治迫害
而使用的逻辑。这些没有人缘的村民包括爱说闲话的老妇，村民说
她们在土改期间被错划了成分，或是与错划了成分的人有近亲关系。
所有这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候，以毛主席的名义干的。
它导致了正义公理的公然失败，以至许多农民对毛是光荣的、革命
新道德的源泉的说法完全失望。①
随后在70年代初期发动了其他运动，例如1971年的“一打三
反”运动和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在毛的
名义下发动的，结果造成了一种印象：政府在农村采取完全不合理
的举动。批判林彪运动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幅景象：林彪从尊贵的
地位上跌下来，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被告知，林彪是毛最亲
密的战友。既然毛的形象已变得如此暗淡，那还有什么值得人们信
任呢？
或许，许多农民通过回到自己的家庭获得了安慰。不管已为人
们投身公益事业打下了多么坚实的基础，不管已为农村社会主义树
立了多么好的道德基础，所有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深深侵蚀了。
这是一大讽刺，因为文化大革命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创立一种新型的
社会主义道德。由于害怕因用残存的传统方式祭拜祖先或进行婚丧
嫁娶而受到惩罚，许多古老的家庭礼仪悄悄地复活了。不过，各家
必须谨慎，不要明目张胆地进行这种“封建迷信”，他们还须临时
凑用一些仪式物品，例如用几盘蚊香代替真正的柱香。传统的公共
仪式或许永远消失了。没有对一个家族共同祖先的祭拜。没有对本
地土地神或城隍的有组织的祭拜。不仅因为这些仪式被官方禁止，
而且还需要支出一笔公共基金。而公共基金自土改以来就没有了。
但是现代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