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先生》第25章


接下来,在他们最后的旅程中,两人经常长时间地沉思,只有吞吐的香烟烟雾点缀其间。在前往下关的火车上,梅琦先生忙着在他红色的日记本里写着什么,而福尔摩斯则满脑子都在想着松田的事——他盯着窗外,目光一直追随着一条围绕陡峭大山的蜿蜒小河。有时候,火车也会从乡村小屋旁开过,每间屋子前面都会有一个二十加仑的水桶摆在河边(梅琦之前告诉过他,水桶上写的字意思是“防火用水”)。一路上,福尔摩斯看到了很多小村庄以及它们背后高耸的山脉。他想象着,如果能爬上高山的山顶,那能够看到的景色将会是多么壮观——脚下的山谷、村庄,远处的城市,甚至是整个内海,都将尽收眼底吧。
福尔摩斯一边欣赏如画的风景,一边反复琢磨着梅琦说过的关于他父亲的事。他在脑海中渐渐形成了对这个失踪男人的基本印象——他就像一个从过去走出来的幽灵:瘦削的面容,高高的个子,憔悴的脸庞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还留着明治时期知识分子最爱蓄的山羊胡。他是一名政府外交官,在因为丑闻提前下台之前,曾是日本最杰出的外交部部长之一。他还是个谜一般的人物,他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和善辩著称,对国际政策有着深刻的了解。在他众多的成就中,最负盛名的是他写的一本记录中日战争的书,这本书是他在旅居伦敦期间写成的,详细记录了战争爆发前日本的秘密外交政策。
松田天生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的政治抱负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崭露头角了,当时,他不顾父母反对,进入政府工作。由于和亲西方的四大党派都没有关系,他被认为是个外来者,但由于其杰出的能力,最终好几个区都请他去当区长。任职期间,他在一八七〇年首次出访伦敦。卸任区长职务后,他又被选入了当时正迅速扩张的外交部,后来,由于不满党派对政府的操控,他参与了推翻党派的密谋活动,被人发现,导致他原本一片光明的前途在三年后戛然而止。谋反的失败导致了长期的监禁,但他并没有在铁窗内自暴自弃,而是继续做着重要的工作,例如,把杰瑞米·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翻译成日文。
从监狱被释放后,松田娶了当时年龄尚小的妻子,又生下两个儿子。与此同时,他多年一直在国外旅行,频繁进出日本,把伦敦当作是他在欧洲的家,还经常前往柏林和维也纳。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段很长的学习时间,他主要的兴趣还是宪法。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他对西方世界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始终相信君主专制政体。“您不要搞错了,”梅琦先生在福尔摩斯提问的第二个晚上,曾经说过,“我父亲相信,应该由单一的、绝对的权力来统治人民,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更喜欢英国而不是美国的原因。我还认为,正是他固执己见的信仰,才让他失去了成为一名成功政治家所必需的耐心,更不用说成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了。”
“你觉得他在伦敦一直待到了去世吗?”
“很有可能是的。”
“你在伦敦上学时,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吗?”
“找过,但找的时间不长——我发现我不可能找到他。老实说,我也没有特别努力去找,当时,我还年轻,有新的生活、新的朋友,并没有非常急切地想去找一个很早以前就抛弃了我们的人。最后,我刻意不再寻找他的下落,觉得这样的决定才能让我自由。毕竟,他当时已经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们早已形同陌路。”
可梅琦先生也承认,这几十年过去后,他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因为他现在五十四岁了——只比他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父亲的年纪小五岁——他感觉内心的空虚越来越强烈,父亲的失踪给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更重要的是,他坚信父亲的心中也一定有过同样的空虚,那是再也无法见到家人的创伤。父亲过世后,这阴暗空虚的伤口不知怎的,进入了他儿子心中,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成为无法释怀的心结,让他时常感到迷惑沮丧。
“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是为了你母亲,才想知道答案的吧?”福尔摩斯问,他的语气中突然带着困惑与疲惫。
“是啊,我想您说得对。”梅琦多少有些绝望地回答。
“你其实是为了自己在寻找真相,对不对?换句话说,为了你自己,你必须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是的。”梅琦沉思了片刻,盯着手中的清酒杯回答,然后,他又看着福尔摩斯,“那么,到底真相是什么呢?您是怎么找出真相的呢?您到底是怎么解开那些谜团的呢?”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福尔摩斯,希望这些问题能成为一个确切的起点。如果福尔摩斯能作出回答,那父亲的失踪、他童年时的痛苦也许都能由此一一得到解决了吧。
但福尔摩斯沉默着,似乎是陷入了沉思;他坐在那里冥思苦想的表情激起了梅琦内心的希望与痛楚。毫无疑问,福尔摩斯正在他庞大的记忆库中搜索,关于松田抛弃家庭和祖国的种种细节就像一个档案夹,深藏在被人遗忘的柜子里,当它最终被人找到后,必定会带来无法估量的重要信息。很快,福尔摩斯就闭上了眼睛(可梅琦确定,这位老侦探的思维已经深入了那个档案柜最阴暗的角落),难以察觉的轻微鼾声也随之响起。
养蜂艺术三
15
那天傍晚,福尔摩斯在书桌边醒来,只觉得双脚发麻,决定外出走走,促进血液循环,而因为如此,他发现了罗杰。罗杰在离养蜂场很近的地方,身体被半掩在高高的草丛中。他仰面朝天躺着,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懒洋洋地望着头顶高空中缓慢移动的白云。福尔摩斯并没有立刻朝他走去,也没有叫他的名字,而是也抬起头,看着云朵,思考着到底是什么牢牢吸引住了孩子的注意力。可除了缓缓变幻的积云,他并没有看到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大片的云层时不时遮住阳光,在草坪上投下影子,仿佛掠过海滩的浪花。
“罗杰,孩子,”最后,福尔摩斯终于开口了,他的视线穿过草丛,投向罗杰所躺的地方,“真不好意思,你妈妈叫你去厨房帮忙。”
福尔摩斯本来并不打算进入养蜂场。他只是计划绕着花园走一小会儿,看看香料园,拔掉零星生长的野草,再用拐杖拍实松动的泥土。可是,就在他从厨房门口经过时,蒙露太太叫住了他。她把沾着面粉的手在围裙上擦干净,问他能不能帮个忙把罗杰叫来。于是,福尔摩斯同意了,但多少有些不情愿,因为阁楼里还有尚未完成的工作等着他,还因为花园范围之外的散步虽然能放松身心,但往往都会浪费不少时间(一旦走进养蜂场,他肯定要在那里待到黄昏,看看蜂巢的情况,重新安排一下巢框,搬走不再需要的蜂窝等等)。
几天后,他再回想起来才发觉,蒙露太太的请求是一个多么偶然的悲剧:如果她自己去找儿子,绝对不会走到比养蜂场更远的地方去,至少一开始是不会去的;也绝对不会注意到高高的草丛中被人新踩出了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路;更不会注意到罗杰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盯着洁白的云朵。是的,她只会站在花园小路上大喊他的名字,当无人应答时,她会以为他去了别的地方(在小屋里看书,在树丛中追逐蝴蝶,又或是在海滩上捡贝壳)。她绝对不会突然担心。而当她走进草丛,反复叫着他的名字,朝他走去时,脸上也不会带着忧虑的表情。
“罗杰,”福尔摩斯说,“罗杰。”他站在男孩身边轻声叫着,用拐杖轻轻去碰触他的肩膀。
事后,福尔摩斯把自己再次锁进阁楼书房时,他能想起的只有孩子的一双眼睛,那已经扩散的瞳孔死死地盯着天空,却不知怎的,传达出一种狂喜的情绪。他不愿想起在那微微颤抖的草丛中他很快推测出来的事实:罗杰的嘴唇、双手和脸颊都肿胀着,无数被叮的伤口在他的脖子、脸庞、前额和耳朵上形成不规则的形状。他也不愿想起他在罗杰身边蹲下时喃喃说出的那几句话——如果别人听到了他那严肃的口气,只怕会以为他冷漠得不可思议,麻木得难以想象吧。
“真的死了啊,我的孩子。恐怕,是真的死了啊——”
但福尔摩斯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并不陌生——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突发的死亡事件已经不会再让他觉得惊讶了。在生命的长河中,他曾经在无数的尸体旁跪下——有女人,有男人,有孩子,也有动物,往往是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可有时候也会有熟人——他会仔细观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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