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6章

世粗赋频钠毡槎韵螅ò乩汲浦靶问健薄ⅰ袄砟睢保┮渤莆氨局省薄?br /> 本质主义不但相信共相（即普遍对象）的存在，还强调它们对科学的重要性。它指出，单个的对象有许多偶有属性，但科学对这些属性并无兴趣。从社会科学中拿出一个例子来说吧：经济学关心货币和信贷，但它并不关心硬币、钞票或支票等采用什么形状。科学必须剥开这些偶然的东西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而任何事物的本质又总是某种带有普遍性的东西。
这些最后的话语表明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的某些方法论含义。然而，我现在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事实上可以撇开这个形而上学问题来加以考察。我将沿着另一条道路来探讨它——这条道路避开普遍的和单独的事物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等问题。
我建议称之为方法论本质主义者的这个哲学家派别，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他认为科学研究必须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才能对事物给予解释。方法论本质主义者往往以“物质是什么？”“力是什么”或“正义是什么”之类语词来提出科学的问题，他们还认为，对这类问题给予透彻的回答，揭示这些名词的真实的或本质的意义，从而揭示这些名词所表示的真正本质，这至少是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如果不是它的主要任务的话。方法论唯名主义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用如下的语词来提出他们的问题：“这个东西是如何起作用？”或“它在别的物体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运动？”方法论唯名主义者认为，科学的任务只是描述事物是如何活动的，并且认为，要这样做就得在必要时灵活地引进新的名词，或者为了方便而对原有的名词下新的定义，而大可以不考虑原来的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语词（Words）不过是有用的描述工具。
多数人都会承认方法论唯名主义已经在自然科学中取胜。物理学并不探求原子或光的本质，物理学极其灵活地由使用这些名词来解释和描述某些实际观察，并作为某些重要的和复杂的自然结构的名称。生物学也是如此，哲学家可能要求生物学家解答诸如“生命是什么？”或“进化是什么？”等问题，有时有些生物学家也愿意满足这类要求。然而，科学的生物学总的说来是研究另一些问题，并采用物理学所采用的那些解释法和描述法。
因此，在社会科学里，我们可以想象，方法论自然主义者是赞成唯名主义的，而反自然主义者则是赞成本质主义的。事实上，本质主义似乎在社会科学里占上风；并且没有遇到很有力的反对。因此，人们常常说，虽然自然科学的方法基本上是唯名主义的方法，但社会科学则必须采取方法论本质主义。人们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理解和解释诸如国家、经济行为、社会集团等社会实体，并且认为这只能深入到它们的本质才行。每一个重要的社会实体都必须先有普通名词才能给予描述，任意引进新名词（在自然科学中是很成功的）是毫无意义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明确地描绘这些社会实体；即把本质和现象区别开来，这就要求获得本质的知识。“国家是什么？”“公民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政治学的根本问题）或“信贷是什么？”或“教士和教派成员（或教会和教派）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等问题，不但完全正当，而且正是社会学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历史决定论者可能在这个形而上学问题上有所不同，他们在自然科学方法论方面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但是，仅就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他们显然是站在本质主义一边而反对唯名主义的。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历史决定论者都是持这种态度的。然而，值得考虑的是，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否只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这种普遍的反自然主义倾向呢？或者，是否历史决定论者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而不得不赞成方法论本质主义呢？
首先，很明显，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定量方法的论点同这个问题有关。强调社会事件的性质特性和强调直觉悟性而反对纯粹的描述，正是与本质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态度。
但还有其他论点——历史决定论的更典型的论点，是从读者目前所熟悉的思潮而来的（顺便一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这些论点实际上就是使柏拉图提出第一个本质学说的那些论点）。
历史决定论强调变化的重要性。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凡变化必有变化之物。即使没有不变的事物，但我们说到变化时也必须得找出有什么东西在变化。这在物理学中是比较容易的，例如在力学中一切变化都是物体的运动，即物体的时空变化。而社会学主要是关心各种社会建构，从而遇到的困难较多，因为这些社会建构在它们已经发生变化之后是不那么容易识别的。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说，我们不可能把变化之前的一种社会建构和变化之后的那个建构看作同一个建构。从描述的观点来看，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对英国政府现时建构的自然主义描述就是一个例子。也许必须把它们表述成与它们在四个世纪以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的。然而，就一个政府来说，我们可以说尽管它大大的改变了，但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政府在近代社会中的职能在本质上类似于它那时所履行的职能。尽管所剩下的可描述的属性极少相似，但该建构的本质同一性是保存着的，于是我们可以把一个建构视为另一个建构的改变形式。在社会科学里，当我们谈论变化或发展时，不可能不预先假定有不变的本质，因而不能不按方法论本质主义来进行研究。
当然有些社会学名词，例如萧条、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等当初显然是以纯属唯名主义的方式引进的。但它们也没有保存它们的唯名主义性质。随着情况的改变，我们很快就发现，社会科学家们对于某些现象实际上是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有着分歧的看法，于是，为了准确起见，就有必要研究通货膨胀的本质性质成本质意义。
所以，对于任何社会事物都可以说，“仅就其本质而论，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其他地方，采取任何其他形式，它也可以有所改变而事实上又保持不变，或者虽说改变了，但改变的方式与实际变化不同”（胡塞尔）。有多少可能的变化，是不能先验地给予限定的。我们不能说某社会事物能有哪种变化而又能保持原状。有的现象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又可以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从上述的历史决定论的论点可以看出，对社会发展的纯粹描述是不可能的；或者更确切他说，社会学的描述决不可能仅仅是在唯名主义意义上的描述。如果社会学描述不能不需要本质，那么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更不可能不需要本质了。因为谁会认为，对某个社会时期的特性以及它的矛盾和内在倾向和趋势等等给予判定和解释，是能够用唯名主义方法来处理的呢？
于是方法论本质主义可以建立在历史决定论的论点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使柏拉图得出了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这个论点也就是赫拉克利特的论点，他认为变化的事物无法给予理性的描述。因此，科学或知识必须假定有不变的、与它本身保持同一的东西——即本质。历史（对变化的描述）和本质（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两个相关概念。但这种相关也有另一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本质也假定有变化，因而历史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一个事物变化而该事物的原则却保持同一或不变，则这个原则就是该事物的本质（或理念、或形式、或本性、或实体），那么，该事物所发生的变化就显示了该事物的各个侧面或方面或各种可能性，因而也就显示了它的本质的各个侧面或方面或可能性。于是，本质可以被解释为该事物所固有的潜能（Potcentialities）的总和或本源，而变化（或运动）则可能被解释为事物本质的隐蔽潜能的实现或表现，（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由此得出：事物即它的不变本质，只能通过它的变化而被理解。例如，如果我们想发现某物是否由黄金制成，我们就必须锤打它或用化学方法来检验它，以便改变它，从而展示它的隐蔽的潜能。同样，一个人的本质（他的个性），也只有当他的经历展示了他自己时才能被理解。把这个原理引用到社会学中去，就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集团的本质或真正特性，只有通过它的历史才能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