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52章

有些落难及生活困难的人家，孩子早当家，专拣论堆撮的菜买。他们买菜不问质量，只看价钱，超前的享受是不去想的。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做饭很讲究，做什么菜搁哪些作料、搁多少，不搁哪些作料，说起来口若悬河。我曾向他打听当年一些菜种最初的上市季节和次序，答说不知道，他们家吃菜，大拨下来都不敢问津，直等到论堆卖时，才去光顾。不是舍不得，确实是吃不起。当年首都北京的家庭，用毛主席的话说，“　此类情况甚多”。
11月初，大约在冷空气初次光顾北京前后，就到了冬储大白菜的时节。买大白菜，也是一场全家上阵的盛大活动。冬储大白菜按好坏（亦即菜芯的多少）分出几档，一、二级菜凭本定量供应，三级及等外菜敞开卖。一级菜两分五一斤，二级菜两分，三级菜一分，比零售价要便宜出几倍。和买白薯一样，每年此时，家家的孩子都得起大早顶着西北风排队，棉大衣是必备的行头。菜买到手以后，副食店用排子车挨户送货上门。后来，卡车或马车干脆把大白菜直接拉到居民点，副食店带秤及平板车深入基层，现场办公，那也得排大队。
家家都想多买点一级菜，不少人家煞费苦心，有时候大人干不成的事，孩子还真能立功。张锐是我的中学同学，如今供职的农科院，正是一个研究菜的机构。当年，排队买菜时，他用他哥哥单列的一个集体副食本，蹭购一级大白菜。售货员验本时曾正告他，此本不属于家庭副食本，购菜无效。但他不死心，趁乱“打劫”，不知用什么招最终竟蒙售货员写了本，多买了几百斤一级大白菜，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买到了等于别人家一倍的配给物品，要是在战场上，相当于比别人多抓了一倍的俘虏，立特等功都打不住。
每年初冬的这种狂买大白菜盛况大约持续一个多星期，直至剩一堆白菜子，最后由清洁工收摊。这阵子一过，大白菜还能买到，价钱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据说政府每年因冬储大白菜为市民贴出去不少钱，直至80年代，还有报道说，一年的大白菜补贴，等于两座立交桥。当然，孩子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很多孩子排了半天队，并不清楚冬储大白菜的价格合多少钱一斤，比零售菜价便宜多少。
11月初下来的大白菜，一般要吃到来年开春，老百姓即使不顿顿吃，也天天离不开它。储藏是个大问题，否则菜一烂，购菜时费的劲便前功尽弃。住平房和一楼的人家，通常是挥锹挖地窖；住楼上的也各显神通，变着法尽量让它保持水分。有在前后凉台挪来挪去的，有用报纸一棵一棵把白菜包起来的。好像是在进行一场马拉松竞赛，看谁家的大白菜能熬到最后且新鲜如初。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单位的食堂也跟着凑热闹，储存大白菜。像军队、高校这样的单位，人多，消费力强，购进的大白菜若堆积起来，能让孩子当山爬。这些菜也面临储藏问题，否则保质期有限。菜窖盛不下的时候，就得摆在明处，一棵棵并列在食堂外边墙根处或稍远一点的操场边上，上面盖着草垫子破棉被之类的东西。这类大院的孩子，除了买大白菜，还免不了夜间行动，结伙偷食堂的菜。偷大白菜，游戏的成分重于窃取。像《地下游击队》、《三进山城》这样的电影看多了，和平时代的孩子受电影情节刺激，总有一种从事地下活动的心劲在躁动，跃跃欲试。偷大白菜，就成了初冬时节这种模仿生活的第一选择。一般是白天踩点，制定方案，入夜，几个孩子一起行动，有放哨的，有作案的。都背擦墙用后脚跟走路，作隐蔽状，偷操场上的大白菜还得匍匐前进。接近目标时，迅速出击，一人抱一棵，往棉袄里一掖，拔腿就跑。和这种偷袭得手的喜悦相比，吃上白来的大白菜的得意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水果（1）
那时候，北京市面上水果的品种很单调，如今一些大众习以为常的东西，当时不仅根本见不到，而且闻所未闻。
章含之在《我与乔冠华》这本书中，对一个细节的回忆，很可以说明问题。1974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参加外交部干部下乡麦收劳动回来后，累得躺在藤椅里“腿都动不了了”，其丈夫乔冠华尚在外面赴宴：
九点刚过，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我想站起来出去迎他，可是腿实在不听使唤，只好扶着躺椅的把手站起来。此时，冠华已快步直奔书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说：“不要动，不要动，绿豆汤喝了没有？”我说喝了，很好。冠华这时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神情说：“我给你带回来一样新奇东西，你猜猜叫什么？”我笑他那么兴奋干什么。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手一个变戏法似地拎出两个浅棕颜色，形状大小似鸭蛋般的东西，放在我手里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摸摸软软的似果子，但从未见过。我说不知道。冠华得意地对我说：“这叫Kiwi　Fruit！我看到什么地方写到过这种水果。今晚新西兰大使宴会，最后上的水果是这个。我第一次吃到，就带了两个回来给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个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说：“　你这堂堂部长，怎么人家大使请客，你捡了两个水果装在口袋里，这多不像话！”冠华理直气壮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没见过的更多。我对大使说：“今天夫人去割麦，和农民同劳动。我把这两个果子带回去慰问她，告诉她这是新西兰的Kiwi　Fruit，她一定高兴。”大使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说就要这桌上的两个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口袋里才是我的诚意。大使连声说好。其实这个玩意还是从中国去的。中国人不吃不看，倒让新西兰人运到中国来！”说着冠华亲手剥开果实，里面是翠绿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来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后，中国市场上才出现这种水果，名为猕猴桃！⑧
那时，市面上可以见到的水果，笼统说，品种也不少，像苹果、梨、桃、香蕉、橘子、广柑、杏、西瓜、葡萄等等，但按季节一分，同期吃水果可选择的余地，还是少得可怜。而吃上白兰瓜、草莓、枇杷、樱桃这样的水果，其难得程度犹如昙花绽放。“文革”期间，流传一个海南人民向毛主席进献芒果的故事，大量蜡制工艺品芒果在许多人家的桌子上供着，滋味如何却不得而知。话又说回来，即使产品琳琅满目，有条件长年将水果换着样买的人家也未必普遍，当年不少人家的孩子，拿西红柿、心里美萝卜、白薯当水果吃。说起六七十年代的水果，孩子和孩子之间，因家庭经济状况上的距离，感觉是不大一样的。菜是生活必需品，好歹也得吃；水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可吃可不吃的奢侈品。小一点的副食商店，都不卖水果。换言之，菜店和水果店之间，在数量上是不成比例的。还有不少可以说明问题的故事：
70年代，月坛公园南侧开了一片桃园，西城区的一些中学将其作为开门办学、劳动实践的基地。我的朋友崔国清那时在150中念书，有一回来桃园劳动时，适逢采摘。作为回报，学生可以敞开吃，但不准往家带。国清还记得，他一气吃了十八个，这并不是记录，他的同学里，有吃二十多个的。不吃白不吃惟恐不多吃的心态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平常难得一吃所致。今天，即使在中学生中举办一场吃桃大赛，其拔头筹者能否接近这个数目，也难说。
60年代，有个朋友在301住院，同病房住着一个19级的上尉，得的是什么病，已经说不清了，医嘱要多吃水果，他就每天吃一个黄香蕉苹果。同房还住着一个中校团长，从未吃过水果。这位上尉嘴上吃着苹果，心里算计的是另一笔账，不时流露出　“我已经吃掉了老婆的一件毛衣”之类的话。另一个朋友住在军队大院的校官楼，楼下是个12级的上校，按说工资不低，但生了五六个孩子。他家吃苹果，从来是切成牙后再分着吃，和吃西瓜差不多。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水果（2）
一位60年代出生的孩子回忆说：
水果儿少，连汽车尾气都能闻出水果味儿来，要不是父母事先一再警告，肯定把牙膏当水果吃了，心里还老嘀咕：那东西又凉又甜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