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1》-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1-第11章

《中庸》等典籍中，找到了一些关于“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中庸》）　
之类记载，用来证明中国古代早已有“上帝”的观念，“上帝”与“天主”　
是同义语。　
利玛窦于1601年1月24日（万历28年12月21日）进京，向万历皇帝　
贡献了礼物。贡品中有绘制精美的耶稣像、圣母玛利亚像、《圣经》，还有　
珍珠镶嵌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一座，《万国图志》一册。　
万历皇帝见了很高兴，把那座十字架放在案前；那架自鸣钟尤其受到皇　
帝的喜爱，看到钟的时分针能随着滴答的声音移动，准时叮当报鸣，视为天　
下奇物，就下令安置在殿内，还派了两名太监看管。刚开始，太监不懂定时　
要上发条，走了一段时间后，时钟停摆，以为是被弄坏了，引起了一场虚惊。　
…　Page　24…
太监们怕自鸣钟坏了不会修，万一皇帝发怒，将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千方　
百计地要留住利玛窦。然而，礼部官员因利玛窦自称“大西洋国人”，而查　
《会典》中没有大西洋国名，怀疑利玛窦的来历，而且又因他是通过走太监　
的内线送礼物给皇帝的，自然对利玛窦有反感，几次想把他打发回澳门，可　
是，没有成功。毕竟太监们神通广大，最后万历皇帝下令，每月给利玛窦一　
定数量俸钱，并可在京城居住。最初，利玛窦住在四夷馆，皇帝赐宅后，住　
在京城西南方向的宣武门内东边，不久以后在住宅旁又修筑了教堂。　
利玛窦在罗马神学院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曾将拉丁文本加以注释　
说明，题为《欧几里得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时所用的本子，就是克　
拉维上课时所用的讲义。　
利玛窦踏上中国国土后，不久就发现中国人对数学，特别是对几何学，　
有兴趣者很多。假如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同介绍西方的各种科学仪器一　
样，容易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有利于传教。然而当时还没有汉文版，所　
以，在讲授时碰到了许多困难，影响有志学习者的深造。十几年前，还在广　
东韶州传教时，利玛窦就有过翻译此书的念头。一个名叫翟太素的文人，曾　
决心翻译此书，然而失败了。为翻译这部书，利玛窦曾三进三止，深知其中　
的甘苦。　
当徐光启提出要翻译此书时，利玛窦详细陈述了翻译的困难和几次失败　
经过。他告诉徐光启：中国和西方语法不同，词汇不同，第一次翻译拉丁文　
的数学书，许多专用名词，汉语中都没有现成的，无成规可循。利玛窦的汉　
文底子虽不错，照本宣讲，了然于口，还可以做到，但是要逐字句地翻译，　
就非常艰涩，他人也不易理解，因此认为恐难胜任。利玛窦对翻译此书的兴　
趣，不象过去那样浓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北京已站住了脚，因为，　
博得了万历皇帝的欢心，而名闻京师。士大夫们以与利玛窦交往为荣，利玛　
窦也热衷于与政界和学术界的社会名流进行广泛接触，忙得不亦乐乎。本来，　
利玛窦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传教，科学只是他用来打进士大夫圈子的一块敲　
门砖，现在门已敲开，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情便自然减退了。徐光启在中　
进士那一年写的　《跋二十五言》中，称利玛窦“自来京师，论著复少。”徐　
光启劝他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书，做一件千古大快人心的好事。当问他是否　
愿意时，利玛窦既不拒绝，也未爽快答应，只是推托说：“现在忙得很，没　
有空闲，还是等一等吧！”　
经过几次商讨、辩论，利玛窦最后同意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翻译西　
方科技书籍。　
1606年　（万历34年）秋，他们正式合作译书，冬去春来，时光荏苒。　
第二年春，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完了前6卷。后来由于利玛窦忙于传教，　
而使余下部分未能译出。1608年　（万历36年）春，利玛窦将已刻成的《几　
何原本》作一次校正后寄给徐光启，并建议若南方有人有兴趣，可再版重刻。　
1610年5月11日（万历38年）这一天，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59　
岁。教徒们请了一位画家，替去世的利玛窦画了一幅像。工部员外郎李之藻　
上疏，奏请万历皇帝赐茔地，让利玛窦在北京安葬。这时，几年前在南京与　
利玛窦有过交往的叶向高，已任东阁大学士，也从旁协助，最终促成万历皇　
帝批准了这个请求。徐光启返京后，正赶上参加利玛窦的安葬仪式。对于利　
玛窦的逝世，徐光启十分悲痛。　
利玛窦以掌握中文汉学，传播西方学识为手段，从而达到其传教的目的，　
…　Page　25…
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他在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受限制，这是因为传　
教活动和天主教世界观是与他带来的文艺复兴的科学文化背道而驰的。所以　
近人曾经假设，假设传入这些科学文化的，不是狂热的耶稣会士，而是“另　
一批具有近代头脑的人”，使中国文化界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近代科学　
体系直接接触，其后果当会积极得多。然而就事论事，我们仍应肯定他作为　
介绍西方文化于中国、又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于西方的第一位近代人的功绩。　
他在晚年曾写下扎记，准备向会友介绍中国情况和传教事迹，死后由另一来　
华教士金尼阁编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一书，在17世纪初即风靡欧洲，　
不胫而走，先后有法、德、西、意、英文译本　（利氏扎记原用意大利文，金　
尼阁编译为拉丁文）。后来利玛窦的原稿也存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1910年　
以《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之名刊布，近年来我国已将其中扎记部分译　
出。利氏总结他在中国活动和了解情况优于前人之处说：　
“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30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　
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有了交往，我们　
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　
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　
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　
所以，他对中国情况的介绍，比起马可波罗等人，就更为真实、具体，　
也更为全面。除了中国地大物博，繁荣昌盛，无与伦比这个总情况，他还较　
多地谈及工艺技术、汉字结构、人文科学等，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把孔子和儒　
家学说介绍于西方的人。因为他在罗马已受过较高深的教育，在数理之学方　
面掌握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基本学识，随身又带有天文仪器、自鸣钟表、地图　
眼镜以及洋书洋画之类，所以，他也确实以这些西学法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　
的重视，尽管他以用基督教远征中国自命，然而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感谢他的，　
却不是他的传教活动，而是他介绍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万国　
舆图》等书。据说他逝世后，对他是否应得到官赐墓地一事，朝廷曾经有过　
争论，而肯定他的功绩的一位中国官员说：“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　
一书，便宜赐葬地矣。”这句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利玛窦不仅博学多才，善于辞令，娴于交际，而且又对儒学孔教等中国　
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等表示尊重，所以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很受欢迎。这固　
然为他的传教事业开辟了新局面，可是，也为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文化提供　
了一个窗口——尽管是不甚理想的窗口，通过和利玛窦的接触，中国知识界　
有不少先进人士“领洗入教”，同时也得以吸取西学中有用的部份，为我国　
学术的发展带来新鲜空气。这些人中知名之士有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　
冯应京、张焘等，尤以徐光启贡献显著。　
…　Page　26…
“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　
明朝宣德十年（1435年），38岁的宣宗朱瞻基病死。他9岁的儿子朱祁　
镇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正统。他就是英宗皇帝。他在位的时期，是明朝几个　
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　
英宗当太子时，有个名叫王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