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年志(10卷选载)》第30章

等。古物古迹办事处还采纳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的意见，拆除中进两旁后加的阁楼，又为档中重新加装屏门及花架。此外，还进行建筑改善工程，例如装置电源和射灯，以便在晚间举行活动，并改善家塾的厨房设备及重铺家塾前院空地等。
敬罗家塾在20世纪30年代经过大修，建筑结构改变较大，以钢筋混凝土对原来的部分木构和石构进行了替代和简单的模仿，作为历史进程中某一阶段的真实表现，有人主张应该予以承认和尊重。但这次大修使原有的建筑艺术荡然无存，损害了宗祠建筑原有的精美端庄，在村民和族人中难以引起应有的尊崇感和文化认同感，所以族中代表表示无法接受。几经争论，决定主要是复原祠堂清代样式，但也保留30年代大修较为精致的部分。例如书塾中进正厅有一座雕刻精致的神龛，是于1932年特地从广州订制的，供奉的先祖由元亮公至敬罗公，神主分6层安放供奉。古物古迹办事处邀请了英国的修复专家汉约翰来港为神龛进行修复工作，除进行全面的清洁外，还修补破损的部分，复原木刻的色彩和重铺金箔，使神龛恢复昔日光彩。
修缮保护工作除彰显促进传统文化复兴外，也始终强调公众参与。在工程进行期间，修缮方一直努力谋求居民的参与、协调与支持，尊重居民的意向与选择权利，延续住区的文化习俗，使乡土建筑保护成为维持地方个性和增强居民荣耀的手段。尤其是在维修方案制订的过程中，村民代表，即当地人称为“父老”的长者和村中有地位的乡绅，同决策者、专家一起参与到其中并享有重要的话语权。村民代表出席工程人员每周工作会议及参与视察工程进度，提出宝贵的意见。而中国传统建筑修葺工程十分重要的上梁仪式在1999年6月3日举行，村中父老皆有出席。
2001年1月，复修工程竣工。2月22日，敬罗家塾举行开光典礼庆祝。民政事务局局长林焕光、新界乡议局主席刘皇发、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龙炳颐教授、建筑署署长鲍绍雄、大埔区议会及大埔乡事委员会主席张学明、香港警务处副警务处长（行动）刘玉权、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助理署长（文物及博物馆）马啔浓、大埔民政事务专员吕建勋、总地政主任胡国荣及大埔警区指挥官杜浩棋等出席担任主礼嘉宾。
敬罗家塾修缮后重新成为家族政治和文化中心，许多中断的节庆礼俗再度开展起来，祖宗牌位安放于修饰后的金木雕神龛，并实行春秋两祭；每逢村中盛事或年节，全村老幼均会聚于敬罗家塾，于祠堂内和前广场摆放桌椅，齐享围村所特有的“盆菜”，济济一堂，其乐融融。
10月5日，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发言人表示，敬罗家塾修复工程最近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2001年文物古迹保护奖杰出项目奖。这是香港继滘西洲洪圣古庙及罗便臣道犹太教堂于2000年获同类奖项后，再度赢得此项国际殊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物古迹保护奖是世界性的权威奖项，本年度亚太区共有13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个项目提名竞逐，经由一个来自世界多国的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园景设计师及文物保护专家组成的评审团评审后，共选出一个最卓越项目奖、两个卓越项目奖、五个杰出项目奖及五个优异项目奖。敬罗家塾即于当年被登录于香港文物旅游径，向公众开放，成为文化旅游的新亮点，另外还荣获由古物咨询委员会及办事处所颁发的2001年香港文物奖优异奖。
2002年3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专程到港主持了颁奖典礼，对敬罗家塾的评价是：它不仅是一处杰出的古代建筑，同时也曾是氏族子弟学习、游戏和成长的地方，具有极高的社会历史及文化价值；而修复工程得到“强有力的社区参与”应予特别肯定，它“在示范修缮和保护为社区使用的历史建筑的价值方面树立了典范”。
2002
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1）
1月2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率领代表团，与外经贸部安民副部长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提出的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建议，在北京正式启动磋商，并将“类似自由贸易区”正式改名为“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双方就讨论日磋商工作的模式及渠道，磋商原则及内容初步交换意见。梁锦松先生的主要陪同人员有香港特区工商局局长周德熙先生、工贸署署长罗智光先生等。
有关“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涵盖范畴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在磋商机制及模式方面，两地分别指定各自的磋商机构，分为以下两个层次：（1）高层磋商机制：磋商的决策层面。内地方面，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安民牵头；特区方面，由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牵头，工商局局长周德熙为副。（2）高官级磋商机制：磋商的工作层面。分别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台港澳司司长及特区工业贸易署署长牵头。特区方面，成员包括工商局、工业贸易署以及其他有关的政策局和部门。
自由贸易区具有关税联盟的特点，即在参与成员之间相互联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同时又各自保留自己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关税政策。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自由贸易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推广，发展中国家及各类区域组织都在积极推崇和仿效。目前，全球已有240个自由贸易协定，在世贸组织的142个成员中，形成了135个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与WTO的框架是相辅相成的。其运作原则是，通过局部性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达到总体上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在内地、香港和澳门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形成比一般世贸组织成员之间更紧密的贸易互惠关系，采取更方便、灵活的方式和措施来促进内地与港澳地区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体现了内地与港澳之间（即一个国家几个关税区）的特殊关系，有利于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加强彼此间的贸易往来，有利于为内地参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以及在WTO框架下建立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全球化组织构筑战略性桥梁。
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在加入WTO之际，我国政府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合作最积极的进取姿态，也是关于内地与港澳经济合作问题上，最符合现实需要、最到位的一种发展模式。换句话说，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内地与香港是互惠互利的。香港作为一个窗口和桥梁，对内地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对香港来说，目前及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是背靠祖国内地的强劲支撑，尤其是在目前国际经济环境恶劣、自身发展处于转型过程中，急需一个新的增长点给予支持与刺激。为此，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既是内地加入WTO之后可以重点发展的一个新的发展模式，更是香港根据自身需要提出的一个迫切要求，这一建议一旦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就将成为一个势在必行的大事，且最终能够取得双赢。
自由贸易区不可能一开始就涵盖全部国土，需要在有条件的地区起步和进行试运行，成功之后，再将贸易协调的功能向内地全面推开。而且，自由贸易区的运作通常需要地理上贯通、配套环境相应等硬件条件，需要业已存在的经济联系作为合作基础，主要以软体性制度的安排来强化运作，深化产业分工，协调贸易关系和提升经济能量。所以，内地同港澳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最可能实现和能够率先启动的区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首先，港澳与珠江三角洲之间既有多个海运港口相毗邻，又有珠江航道相通，并形成了发达的铁路公路网络体系，地理上的相连，是两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得天优势。其次，珠江三角洲作为国内改革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发展已跃居全国各省市前列，与港澳地区之间的差距正逐步缩小，庞大的市场为两地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三，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港、澳、珠三地的经济往来主要采取前店后厂的形式，开展了从农产品、养殖业到工业生产、服务业的合作，发展到今天，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中国华南地区的经济“火车头”，整个地区正在以“香港—深圳—广州”为主轴形成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圈。这种良好经济环境为建立自由贸易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