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7章

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诸方面：第一，进取不由正道；第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第三，重术不重德；第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它只是个“术”，因此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一切。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术”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4）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韩非，所继承的法、术、势三家，其中就有“术”。但是，最赤裸裸讲“术”的还是纵横家，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他们只讲目的，不计手段。这些人物活跃于战国时期，《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目的就是要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有《鬼谷子》《阴符》这样的“经典”，有鬼谷子这样的“见首不见尾”的神秘祖师爷，和苏秦、张仪这些战国时期活跃的成功人物。因而，纵横家就成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术”的专家了。所以，这个学派搞的“术”更具有影响力，纵横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基因之一，它潜伏在我们的文化机体之中，不时会表现出来，特别是外部环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长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的基因时，历来只重视儒、释、道三家，对于纵横家很少有学者提及。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满意儒家思想、具有个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纵横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为取得功名富贵的手段，特别是在动乱时期。这种以阴谋诡计为黑箱策划、以纵横捭阖为公开手段的活动，更是为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认同。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动乱时，游民活动最为剧烈，游民的只讲利害，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性格特征，与搞“帝王术”的纵横家们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换代的激烈的斗争中；“帝王术”与游民的思想意识融合起来，这样更强化了“帝王术”操作中的非规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的马基雅弗利主义。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大动乱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宗法社会进一步解体；此时，人口增加很快，而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种游民的秘密组织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事和流动性的作战，裹挟走了许多游民；曾国藩组织湘军，其兵源多山野质朴农民。可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曾国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统领的湘军，以免朝廷疑虑。一般军官士兵，像杨度的大伯那样因功授官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解甲归田；这些原来的乡农经过了数年的战争和游荡，变成了游民。这些已经见过很大世面的“退伍兵”们，其思想意识已和他们的从前大不相同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烈，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湖南的游民秘密组织也很发达，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文人士大夫也与组织化的游民领袖交接往来，甚至把与他们共事看成是一种时髦（如谭嗣同就与秘密会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渗入文人士大夫也是不奇怪的。何况传统湘学中的“帝王术”与游民非规范性的作风，本就有一致之处呢？
了解了“帝王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杨度的性格与思想意识及其在这些指导下的行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仅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剧烈转型时期，同样也是旧式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于是，便产生了像杨度这样把政治活动作为惟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以为官为最佳出路，不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挂在口头的“达则兼济天下”不同，他们的口头禅是“救国”。为此，他们在不同政治倾向的军阀之间穿梭往来，他们不是军阀，但往往比军阀的影响力还大。这是一批人，章士钊、白坚武（吴佩孚的幕僚，李大钊的好友）都是这类人物；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这类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于这类人物的处境。鲁迅曾说到这种人构成了一个圈子，对“猛人”（军阀及各种有实力的人物）形成包围，和“猛人”相互利用，当这个“猛人”倒了之后，便纷纷离去，再去寻求别的“猛人”（见《扣丝杂志》）。因此，中国的“猛人”不断地更换，而中国政治变化不大，原因就在于有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虽然不能个个都是“毫无心肝”，但他们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凭借自己的“术”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动中，最热衷的还是积累自己的家赀。
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我不是上海人，对杜月笙没有直接的印象，可是从看到的文字中（这些文字都是近四五十年的作品），对杜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可是在杨的笔下，杜氏非常像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说“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慕其风”、“凡利民之务，如兴学、设医、救灾、恤贫诸举，辄捐巨金以为倡导”、“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善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总之，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不知道是杨度食人之禄（杜每月送杨度银洋500元），为人说话，还是现代人的关于杜月笙的记载都带着阶级分析的眼镜呢？
王ND064运和杨度（1）
《洪宪纪事诗》中的王ND064运和杨度
史书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多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历史细节，特别是事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心态，很少作深入细致的记载和描写。而实际上这些生动、富于感性的材料，更能使读者对那个时代有个更具体、更亲切和更深刻的感受。历史事件只有化为个人的感受，才能对人发生作用，比如史书上“循吏传”多了，可其感动力还不如一出包公戏。要对袁世凯帝制活动有个感性的认识，想感受一下当时的氛围，看一看各种人物生动的表演，和发生过多少可憎可笑之事，那么《洪宪纪事诗》是不可不读的。
《洪宪纪事诗》是以诗加“注文”的方式记录历史的。以组诗的形式记载一段历史，这种做法大约始于唐代王建的《宫词》。这组《宫词》只有诗，没有注，到了明代，宫词才开始有注。诗是注重感情和细节的，用这种文学性很强的体裁写历史，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历史的细节，还因此受到历史氛围的感染。
袁世凯称帝83天的“洪宪王朝”与法国的拿破仑第三通过政变建立的王朝，在外观上很相似，都是一场充满了笑料的闹剧。袁世凯也许认为自己干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建立中华大帝国，为子孙建立万代基业，可是，这件事从酝酿到出台，似乎没有任何正剧的内容。可
悲的是，竟有一些新旧知识分子极为认真地卷入其中，这是能给后人许多教训的。
袁世凯一伙人在舞台上演得越严肃，在旁观者看来，就越可笑。本文要说的王ND064运，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他为洪宪王朝的宫廷大门（即今天的中南海南门）题了一副对联：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是“旁观者清”。这是年过古稀、经历了许多战乱和政治风波的饱学宿儒，对于洪宪帝制活动的感受。
《洪宪纪事诗》的作者刘禺生更是一个旁观者。他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