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20章

镓贵蘖拱言孪妓屯崽ǎ鸪堤油旖颉１纠词窍胪ü叭獭泵髟诒本┙蔡成闲锲浣汤恚蕴逑质⑹滥馨菀磺校詈蠡故桥沙勺荆尚χ?br /> 像这一类事情，杨度、筹安会干得很多。如“论证”共和制度没有力量，因为它是女性，因为《汉书·外戚传》所载汉代宫中女官里有“共和”这个名号，严复等就把共和制度定为“女性”。于是，筹安会的理论家们就说，实行共和制度，国家必弱；帝制是阳性的，中国只有靠帝制才能富强。又如，当年北京郊区闹蝗灾，蝗虫遍地都是。这时筹安会的考证家们又提出，蝗虫背腹皆显现出“王”字，这是上天藉此预示着人间将有“王”产生了。正如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对袁世凯所说的，“筹安会之流谋，皆文人徒事空言，无实力武功”（《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杨度立志帮忙，却成了帮闲。
袁世凯对帮闲人物是持可有可无态度的，杨度在筹安会运作起来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做。于是，他从袁世凯的帝制策划人，慢慢滑向“皇太子”袁克定，成了他的高级幕僚。洪宪帝制活动中最积极的实际上是袁克定，如果说袁世凯搞不搞实际的帝制，当不当真皇帝，自他做了大总统之后到他死，都一直是有点犹豫的。可是袁克定一心一意想的是促成帝制，把老爸赶紧捧到皇帝位子上去，将来他好接班。从这一点上看，他与杨度是非常一致的。袁克定退居小汤山之后，每天与杨度往来，事无巨细都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人说，“杨度言论，代表克定”，这对杨度本意来说也许是个悲剧。其实，他帮助小袁做的无非是如何坚定袁世凯对帝制的信心，如何让袁世凯更快地走向皇帝的宝座。杨度在协助小袁的过程中倒是充分运用了“帝王术”，像老袁只看《顺天时报》，小袁就伪造一份只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的《顺天时报》，报上刊登的都是支持“洪宪”帝制的文字，这种“奇谋”，可能就是杨度的主意。不过这种掩耳盗铃的“奇谋”，早就被战国时代看重“术”的纵横家嘲笑过了。
《洪宪纪事诗》记载杨度在洪宪帝制活动中的种种作为，除了丑恶一面外，大多是喜剧性的，令人感到可笑可气。之所以说是喜剧性的，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严肃和崇高的成分。而杨度认为洪宪帝制活动是个崇高的悲剧性的事件，是袁世凯的软弱才使其中途夭折。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中，1916年，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杨度对此不满，于该年4月10日辞去参政职务。之后人们追究帝制活动的责任，要求袁世凯从大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杨度于4月20日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苟蕴孽一身而有裨国事，刀锯鼎镬，其甘如饴”，并表示反对要求“元首退位”。当然，这些都是激愤的话，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不仅不错，而且，正确得很。人们把洪宪帝制看成滑稽戏、闹剧，但杨度要把这场戏演到底。确实也只有他演到了最后，戏的主角袁世凯的精神和身体都顶不住了，他第一个退场了，从皇帝位上下来后不到三个月，就于6月6日病死。临终之前，他的遗言是“杨度误我”。次日，杨度到袁府上吊唁，他用丈余长的贡缎书写了挽联，从中可见其对洪宪帝制事件的认识：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以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副挽联的用意很明显，是说中国特有国情，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不仅共和制度耽误了中国，而且勉强实行共和制度的中国也败坏了共和制度的名声。下句是批评袁世凯轻易地放弃了洪宪帝制活动，结果不仅自己吃亏，而且，也败坏了君主立宪制度。
黎元洪继袁世凯担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为了满足各地各派反对帝制者的要求，由黎发布通缉“洪宪帝制”分子的命令。被通缉者，最初主要包括筹安会“六君子”和以朱启钤为首的“七凶”，共十三人，或称“十三太保”。后来“十三太保”中的许多人因有各种关系而被保护除名，惟有杨度等个别人不得已逃到外地藏了起来。杨度藏到天津租界里，他表示，宁愿接受审判，也决不认错。不仅对他所敌视的段祺瑞如此，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改组国民党时，杨度请孙先生实践在日本东京时的约定，准许他加入国民党，孙先生要他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支持袁世凯帝制活动的错误，向全国人民道歉。杨度仍然不肯检查，在这一点上，他不如筹安会的“副理事长”孙毓筠，孙写了“忏悔录”。不过，到了晚年，杨度以加入在当时来说最先进的组织来表白自己的一片为国之心。这是不是“帝王术”的再一次实践，就非局外人所能知了。
大儒杜甫（1）
大儒杜甫
1问题的提出
读杜甫诗近四十年，真正能够读懂杜诗是在十年内乱时期。当时，我一个人住在北京远郊的一个山村。全村仅有八户人家，为了节省开支，老乡天一黑就上炕睡觉了。没有早睡习惯的我，要靠阅读消磨永夜。当四壁沉寂，灯影幢幢，一卷杜诗，仿佛是多年相识的老友，可以
寄情、可以对语，可以得到安慰，也可以从中认识生活。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战乱和社会动乱的感受是类似的。“文革”之初，那时“革命小将”争相表现其残忍，乱杀无辜、无法无天的情景，至今在诗歌创作中也没有得到生动的表现。而杜甫许多作品是描写战乱的，他在《草堂》一诗中描写了当时成都战乱时，乱兵杀人取乐的情景：
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ND066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国家法令在，此又足惊吁。
古今多么相似。可见人类本性中攻击性的一面，如果没有法律或道德律令的节制（就是诗中说的“纪纲”），再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的挑动与唆使，便会干出极其残忍的事情来。这些残暴的乱兵把杀人当作一种娱乐活动，他们已经丧失了人的本性。杜甫不仅关切刀下屈死的冤魂，而且，他还质问那些以“鬼妾与鬼马”为取乐的杀人者，难道他人的痛苦就会成为自己的“威福”和快乐吗？这样的人还能算人吗？杜甫关心的是世道人心，才把它写到诗中，留此存照，供人自省。当人们“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读到杜甫这首《草堂》都不能不怦然心动，促使我们追问：难道人都变成野兽了吗？几千年的文明积淀，难道会在一个早上扫地以尽吗？经历过极端年代的人们，如果喜欢或读过杜诗，都不能不为杜甫描写的社会现象和他提出的问题所震动。
如何认识杜甫呢？为什么他如此关心世道人心，并把这些写入自己的诗中呢？这是被杜诗感动之后的思考。过去，有些论者往往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的胜利”。人性中是有执着于现实的一面，为什么有的人一度关注现实，后来转为不关心现实了呢？如诗人王维早年关心现实，中年以后变为逃避现实，沉迷于佛教，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其头脑中的指导思想变了，这是对的。杜甫也是如此，他自始至终执着地关注现实，是与他头脑中的指导思想有关的。杜甫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呢？杜甫常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来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然而，“文革”中没有人这样说了，杜诗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被当作“四旧”之一，扫出了“文明”的门槛。
2《李白与杜甫》引起的话题
1971年，郭沫若先生出版了《李白与杜甫》一书。书中对杜甫竭尽诋毁之能事，看了很使人生气。有时下放人员在公社开会，遇到同事、同学对此书多有议论，不满者居多。《李白与杜甫》在诋毁杜甫时是与批判儒家思想并行的。郭沫若也把杜甫看成是儒家的，在郭老看来，凭这一点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杜甫作品的罪状。1974年以后搞起了“评法批儒”运动，孔子与林彪并称，儒家又一次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要否定杜甫，当然就更方便了，因为，有杜甫的自我交代作证：他承认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儒生；要肯定他的难度加大了，首先要择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