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三百年》第84章


京师大学堂外景及其牌匾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清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中央的官学是国子监、宗学、觉罗学、算学馆、俄罗斯学馆等。地方上的有府学、州学、县学。私塾为私学。
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是培养官僚的,设于京师崇仁里成贤街,隶礼部。主官为祭酒,满汉各1人,次官为司业,蒙满汉各1人。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讲学的有博士、助教、学录。教学管理有“五厅”(绳衍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掌馔厅)、“六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前3为低级班,中2为中级班,后1为高级班)。学生来源于贡生和监生。监生有岁贡生(每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恩贡生(逢国家大庆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拔贡生(乾隆七年开始,每隔12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优贡生(学政任满后会同督抚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例贡生(廪、监附生,纳捐入监学习者)。监生有恩监生(为皇帝特许的监生者)、荫监生(官员子弟凭祖、父功劳为监生者)、优监生(由附生选入国子监学习者)、例监生(通过捐纳取得监生资格者)、举监生(以举人资格入监学习者)。学生一般300人,住校。教材是《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此外还有习字、习射。学生在低级班学习1年半,文理兼通则进入中级班,再过1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则进入高级班。教学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学生在监内要练习做八股文,以应付以后科举考试。
国子监有一些制度。一是按月考试积分。此法于顺治十七年停。二是历事制,即派监生到六部诸司历练政事3个月。此制度康熙初年停。三是季考月课制:为培养监生的科举考试能力,祭酒3月对监生一考,司业每月十五对监生考试。这个制度实行的时间比较长。
国子监在雍正后有所发展,争取到了较多经费,校舍也有所扩充。乾隆初年,对国子监的制度作了改革,严格了师生的选拔,加强了教学管理制度,增加了明经、治事科八股,监生肄业期满叙用也得到保障。
道光末年,国子监开始衰落,教学制度有名无实,住校人数只百余人,同治二年,只40人。
宗学是为宗室子弟开的学校。顺治十年开始,学制5年,教习从满汉人中选拔,读满书、汉书。兼习武艺。学生可以殿试授官。光绪三十四年宗学撤。觉罗学是为觉罗子弟开的学校。觉罗指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觉罗学与宗学差不多。这两类学校由宗人府管理。
俄罗斯馆是教授俄罗斯子弟学习汉语、满语及经史的学校,康熙四十七年(1708)设,同治元年撤。雍正五年(1727),定学生仅4名。算学馆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设于畅春圆,教八旗子弟算法。前者隶属国子监,后者在乾隆四年(1739)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间由国子监管理,这段时间前后由钦天监管理。
外国教会在太原设立的女子学校的学生府学、州学、县学是府、州、县设立的学校。其教官有正有副。正教官,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各1名;副教官是训导,员额不定。学生是童生经过入学考试,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再经过考试,根据成绩分三等:廪膳生,成绩最好,有一定名额,发给月米;其次是增广生,也有一定名额,没有月米;再其次为附学生(附于诸生之末故有此称)。府学、州学、县学课程教育内容为培养官僚而设置。有法律课,讲解清律;政治课,读卧碑。文化教育课,读《四书》、《御纂经解》、《性理大全》、《诗》、《古文辞》、《大学衍义》、《文章正宗》等。课程少,重点放在考课上。考课有月考、季考与岁考。
由于官学是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教官迂腐,管理混乱,考试制度腐朽,月科、季考废弛,学风败坏,国子监取消坐监制度。晚清时期,官学已经名存实亡。
清朝私塾形式有:一、教馆(或称坐馆),请老师到家里教学。二、家塾,老师在家里办学。三、义学(义塾),地方或家族在寺庙办学,教穷人家子弟。清末由学房铺变成的改良私塾这些私学从事启蒙教育,以教授识字、写字和基本知识,学生基本上五六岁到20岁。以《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四书》为教材。在这些地方能学到一些东西。这些私学,强调死记硬背,而且体罚严重,严重地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私塾一直坚持到民国时期。
除上述官学、私学外,清代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官学,叫书院。书院以往为私人创办,设于名胜之地。清初因为害怕坚持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利用书院宣传抗清思想,乃明令禁止。到雍正十一年才允许办书院。有的也由士绅开办。由于国家的支持,清朝的书院发展很快,由省发展到州、府、县,大约有4000所左右。书院的领导是山长,学生选拔首先通过各州县,再经过省道员和布政司的考察,他们是已进官学的生员和尚未进官学的童生。清朝书院绝大多数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但乾嘉时期,部分书院成为朴学讲研之地,在经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从乾隆后期开始,书院开始衰落:山长滥竽充数,但向学生索取束脩,月课不行,滥用讲席……。光绪二十二年后,山西、江西一些书院开始裁减诗文教学,增加近代科学文化课程。礼部要求各省效仿。二十七年,清廷下令全国书院完全改为学校。
私塾里背对先生背书的学童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教育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光绪元年(1875)前后,列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就有800余所,二十五年(1899)增加到2000所左右,有些学校还升为大学,如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等。贫穷子弟与富人子弟兼收。教会学校课程有3大类:宗教、经学和近代科学(数理、化学、生物、卫生、史地、美术、体育等)。列强兴办教会学校,目的是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施行文化侵略,有些传教士办学,“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传教的热诚”。但他们招收贫穷子弟,对普及文化有帮助,近代科学课程的设置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有促进作用。
鸦片战争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向西方学习,改变旧教育。十九世纪50-90年代,洋务兴起,为了培养洋务人才,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教外语)、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讲授洋枪洋炮知识)、京师同文馆大门技术学堂(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训练使用和维修洋机器技术),近代新教育从此产生。
甲午战争失败刺激了大批爱国志士。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发出了改革的呼声,其中包括了学制革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办了一系列学校,如万木草堂(康有为创办于广州)、时务学堂(梁启超创办于湖南),还有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这3所均为严复创办)。这些学堂学兼中西。比如万木草堂,其课程有义理之学(包括中外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史和地理、数学、格致)、经世之学(政治、政治经济学等)、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清政府下令将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校。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办了著名的京师大学堂,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宗旨,修普通之学与专门之学。普通之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算术、格致、政治学、地理学、文学、体操。专门之学有高等算学、高等物理、化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10种。戊戌政变后,惟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下来。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后,受到沉重打击的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以苟延残喘。在文化教育方面,废科举,兴学校。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宣称“维新”。二十七年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在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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