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用历史擦亮思想》-用历史擦亮思想-第47章

贫富分化问题实在太严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井田制至少是一项听上去既合理又可行的方案。当然，方孝孺的井田制也没真正实行起来。井田制在周代以后是不是真能恢复，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个制度只属于那个时候的古代社会，以后的社会，情况复杂多了，井田制确实搞不了了。
但无论是张载还是方孝孺，他们对井田制的热情无疑都来自于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也来自于孔孟的井田与平均主义理想。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确实继承着先辈的遗志，但时代变了，这谁都没有办法。
井田制是儒家千古以来的一个社会蓝图，谁都觉得它很好，可它只能属于过去。
该说第二个问题了。嗯，先引一段书。孟子总是引《诗经》，引《尚书》，他引我也引。我引的也是个经典，是金庸的《鹿鼎记》——
他沉默半晌，回头向禅房门看了一眼，说道：“老皇爷吩咐我爱惜百姓，永不加赋。这句话你先前也传过给我了，这一次老皇爷又亲口叮嘱，我自然是永不敢忘。”韦小宝问道：“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赋就是赋税。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用兵打仗，钱不够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明朝的官儿又贪污的厉害，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大小官儿至少多刮二千万两。百姓本来穷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赋，明年加税，百姓哪里不家饭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都让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只好起来造反。这叫做官逼民反。”
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原来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吗？明朝祟祯年间，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所以东也反、西也反。杀平了河南的，陕西的又反；镇压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这些穷人东流西窜，也不过是为活命。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他们汉人说是流冠作乱。其实什么乱民流寇，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老皇爷要皇上永加赋，天下就没有流寇了。皇上鸟生鱼汤，铁桶似的江山，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道：“尧舜禹汤，谈何容易？不过我们满洲人来做中国皇帝，总得要强过明朝那些无道昏君，才对得起天下百姓。”
——看看，康熙要来个“永不加赋”，韦小宝赶紧吹捧他是“鸟生鱼汤”。孟子是满口“鸟生鱼汤”的，也鼓吹民本思想，要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从孟子上段话来看，以前的赋税额还真是很低，关卡和市场还都不收税，不像后来，单一个农业税就是很大的比例，还有其他各种税收、各种劳役。
终于熬到康熙爷，永不加赋，很仁政吧，很孟子吧？我看到有人评金庸说他把“侠”写到头了，康熙这个“永不加赋”就是最高的“侠”。
但是（无论什么话就怕“但是”），历史上，康熙虽然的确也说过这个“永不加赋”，可“我大清”却没能做到。不过，这只能说明人家反悔了而已，并不能说明清朝皇帝们做的不对。因为，“永不加赋”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与民为善的。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当然，这是指古代来说——是包青天陈州放粮，是康熙爷永不加赋，事实上，这种想法是比较片面的。
先抛开贪污腐败不谈，就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来说，不是税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体恤民情，也不是税收高了就意味着苛捐杂税，这都是简单化的理解，失之偏颇。古人也有这种偏颇，比如，古人很早就有过“藏富于民”的主张，认为政府别收太多的税，钱在老百姓手里攥着就挺好，等真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就让大家一起出力。司马光当年就是持这个看法的，在这一点狠狠地攻击王安石的变法。
“藏富于民”听上去很先进，很合理，可问题是，政府的税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设施该怎么维持？就看看现在我们身处的城市，修桥铺路都是很花钱的，这些钱主要都是从税收里来。古代有人就指出过，政府某个时候把税收提高一些，拿这些钱解决水利灌溉问题，解决防洪问题，那灾民也就不会那么多了，也省得总是开仓放粮了。
所以说，税收到底是高是低，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不能让老百姓接受不了，也不能也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去搞公共设施建设。当然，如果是高税收来给皇帝自己穷奢极欲，这另当别论。
然后，又得说到“与时俱进”这个词了，税收额度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时刻调整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这才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一味认为藏富于民的政策好，一味认为低税率好过高税率，一味认为“永不加赋”是所谓仁政的，这都不对。
如果往复杂了说，这里还有个权谋问题。如果我是地方官，而且有制订税率的权力的话，我想让老百姓对我感恩戴德，我会怎么做？
如果我把税率定高了，用这些钱做了很多公共设施建设，比如，把防洪工作做好了，以后不会有水灾了。这样呢，肯定没太多人念我的好，还会有不少人嫌我收税高，是个贪官，至于没有水灾了，既然没有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可如果我实行低税收，一定大家都高兴，我没钱搞公共设施，那就不搞，等发洪水的时候胡乱张罗张罗，然后开仓放粮。这样一来，我肯定就能得个清官的美名。
如果抛开虑权谋问题，单纯一点儿来说，低税收还存在着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低税收的受益者究竟是不是底层老百姓？——这可真不一定呢。地主老财对政府上的税倒是低了，可他们自己向佃农收的税可不一定就跟着低了呀。现代经济学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涉及到被课税的商品的需求弹性，我们现在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是，现代理论讲的税收的“转嫁”和“归宿”这两个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政府想给一些人减税，可这些人并没得到好处；政府想给一些人（或商品）加税，可加的税却被转嫁到别人头上了。所以，当政府想减轻老百姓负担、实行减税政策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要想清楚的，不见得减税就是好，加税就是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社会问题是越来越复杂的，孟子总是拿着古代那些相对单纯的社会来比附现实问题，这就经常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社会真是越来越复杂了，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怎么通过借记卡来交电话费。
贪财好色理直气壮
孟子追着齐宣王不放：“您既然也觉得仁政好，为什么就不去做呢？”
齐宣王把胸脯一挺：“我这人有个毛病，我贪财。”
“啊——？！贪财还这么理直气壮的！”孟子一看，齐宣王也不知道真贪财还是给不行仁政找借口，不管了，兵来将挡，“贪财好啊！”
“嗯——？？？”
“贪财就是好！从前，周朝的老祖宗公刘就出了名的贪财，他贪财的事都被人写到《诗经》里了：‘打好包，再入仓，储存起来好食粮。小袋盛，大袋装，吃饱了为国来争光。带上弓箭带上枪，大步流星奔小康。’”
齐宣王也被这激昂的节奏感染了，跟着RAP：“大步流星奔小康，实现四化看齐王！”
孟子和齐宣王合摆POSE，齐声收尾：“看！齐！王！”——POSE，定格。
孟子愣了愣神：“不对呀，我被您给带跑了，这说的不是公刘的事啊。您别打岔，我接着说。因为公刘贪财，所以他的那些小弟们在家是家家有余粮，外出打仗也人人有干粮，这样大军开拔才没有后顾之忧。大王您如果也贪财，就和老百姓一起贪呗，这不就是仁政么！”
齐宣王一听，原来贪财也能贪成仁政啊，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还有个缺点，我好色。”
“好色好啊。”孟子顺口就应了一句。
“嗯？好色也好？”齐宣王一怔。
孟子说：“好，好色也好！周朝的先祖太王也出了名的好色，外号人称‘赛西门’。”
齐宣王：“啊——？！”
孟子说：“这位太王对老婆真叫好啊！”
齐宣王：“怎么个好法？”
孟子说：“好，好，反正就是好！”
齐宣王一乐：“孟老师，你这是现编词儿呢吧？”
孟子的脸微微一红，马上正色说：“我是有根据的。”
齐宣王：“那你倒是说说，太王对他老婆怎么个好法？”
孟子支支吾吾：“嗯，比如，跪搓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