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马汉 [美国]》马汉 [美国]-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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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1778年7月27日阿申特岛之战
前面已经指出，这种无结果的交战仍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要点。其中之一就是英军的一位最杰出的将军约翰·杰维斯爵士，当时任英国舰队一艘舰的指挥，在军事法庭上发誓完全赞同凯佩尔的行动。的确凯佩尔当时似乎已无路可走；但是他的辩护词里的一种奇妙的说法，表明他缺少战术知识。他说：“如果法国舰队司令真的打算进行战斗，我想他就不会使他的舰队以相反航向逼近英国舰队。”这种说法只能出自于他的无知，或者没考虑到法国舰队后卫已被暴露的危险，而更令人揣摩不透的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英国舰队正在等待它。凯佩尔的想法似乎是，法国舰队应该等待它并排上来，然后用他惯用的舰对舰的进攻方式实施战斗。但是训练有素的德·奥维利埃是不会进行这种作战活动的。
炮击期间，指挥法国舰队前卫的德·沙特尔公爵　＇　原作者注：后来的奥尔良公爵，法国革命时的菲利普·埃格里特，路易菲利普的父亲。　＇　，没能遵照命令使舰艏转向下风，这可能是由于对命令不理解，也可能是由于渎职，于是便提出了这种仍然在争论的问题，即在战斗中舰队司令正确的位置究竟应该在何处。如果德·奥维利埃是在前卫舰上，可以有把握地使舰队按照他的意图变换队形。如果位于中间，根据情况，舰队的各个部分可能看到，也可能看不到他的信号。如果他位于前面，通过示范可迫使各舰必须执行其命令。在这场战斗快接近尾声时，这位法国舰队司令完全脱离了战列线，他是通过登上了一艘快速帆船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公认的理由是，这样能使舰队司令更好地观察到敌我双方舰队的行动，不会被烟雾遮挡，也不会被他自己舰上的偶发事件搞的心烦意乱，并且还可以使各舰对他的信号看得一清二楚。　＇　原作者注：1782年4月12日之战，法国舰队司令在其旗舰上被俘，也是为了想组成这种新的队形。　＇　这种位置类似于岸上一个全然不顾个人安危的陆军将军的位置，1778年豪勋爵也采用了这种位置；但是后来豪和法国人又都不这样做了。纳尔逊在结束其戎马生涯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位于前面指挥其纵队；但是，可能会提出的疑问是，他这样做除了对战斗充满激情，是否还有其它的目的。另两次由他担任总指挥的进攻是直接针对锚泊的敌舰，而在这两次进攻中，他都没有位于纵队的前面。所以比较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由于他自己不十分了解这里的海底情况，位于前面的领舰有搁浅的最大危险。在帆船舷炮齐射时代除了受命进行一次全面追逐，一般情况下舰队司令要位于战列线内，并且要位于战列线的中间。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纳尔逊和科林伍德改变了这种习惯作法，各自率领自己的纵队可能是有一定原因的，并且常人也不愿意批评有成就的军官们的行动。这样做对于舰队如此倚重的两名高级军官所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本人或纵队的领舰遭到了严重损坏，就会感到缺少他们的严重后果。事实上，他们作为舰队司令和海军将领很快被湮没在战斗的烟雾中，他们留给自己部属的除了勇敢和光辉的示范，已不再具任何指导或支配作用。法国海军的一位将军已经指出了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两个纵队袭击与其成直角的一条战列线的实际作用是牺牲纵队前面的舰，以造成敌战列线两处被突破。就此而言，这是一种成功的办法；这种牺牲是完全值得的；并且每个纵队进入这两个突破口的后续舰，几乎都是生力军，实际上形成了一支攻击突破口两侧被打散的敌舰的预备队。如今这种预备舰队的设想仍值得舰队司令考虑。由于他的旗舰本身的身份使它不便离开战斗队形。但是，如果每个纵队的司令都有这样一支预备队，根据作战的时机，使其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只是名义而是实际上拥有对其实施指挥的权力，用其遂行某项重要任务，难道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依靠信号系统或派遣能够像陆军将军副官或使者那样传递命令的通讯船都是较困难的，加之战舰又不能像步兵一样静止不动等待命令，而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舵效速率，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便打消了舰队司令在航行途中乘坐轻型舰的想法。如果把他放在一艘轻型舰上，他就变成了一名旁观者；如果他以舰队里一艘威力最大的战舰作为旗舰，一旦交战，他就拥有最大的威力；如果这艘舰是在预备队里，那么舰队司令自始至终都掌握着总司令的权力。“有总比没有好”，依据海战的情况，如果舰队司令不能象陆军将领在岸上那样占据安全的观察阵位，那么也要尽可能地为其确保安全，法拉格特在实践中一贯都是身先士卒，在奥尔良和维克斯堡两地战斗后，也就是说在他的后半生，他的这种可以信服的经验在思想上已经定型。但是众所周知，在莫比尔湾的战斗中，由于各级军官的请求，他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一贯的做法，将其旗舰排在了第二位。后来他对这种做法曾坦率地表示过遗憾。但是，可能会提出争辩的是，法拉格特指挥的所有战斗都有一种独特的特点，严格地讲区别于一般的战斗。在新奥尔良、维克斯堡、哈得孙港和莫比尔湾，他的任务不是去交战，而是使舰队通过它不能制服的防御工事；而要通过这种障碍主要依赖于领航员对海底情况的了解，他与纳尔逊不一样，他非常了解这些地方的海底情况。于是使他不仅担负起军事指挥的责任，还担负起领航的责任。这样引导不仅为舰队指出了安全的航线，而且继续不断地位于烟雾之前航行，能很好地看清和判断前面的航道，并且还会对他所规定的和想通过的航道负责，而一个下级军官很可能会在这条航线上退缩。也许还没有普遍注意到，在莫比尔湾，不是一个纵队的领导，而是两个纵队的领导，在途中的关键点上犹豫不决，并且对其司令的决策产生了怀疑；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领会清楚，而是因为环境与他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不仅“布鲁克林”号上的奥尔登，而且连“特库姆塞”号上的克雷文也违背了舰队司令的命令，并且由于离开了为他们所指定的航线，遭到了不幸。没有必要去谴责每一位舰长，但是，不可否认的结论是法拉格特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即一个单独负有最高责任的人，当所处的环境类似于他所进行的战斗时，应该位于前面。这里还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在这种迟疑不决的危急时刻，除了最有才智的人，通常都倾向于把决断的责任推给上级，可是由于情况紧急，犹豫和延误都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错误。一个被任命为主官的人应该具有才能，并且要理智行事，而下属终究是下属，他们可能会犯错误。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角的作战活动将不会有人仿效，说明它的有力事实是，那天科林伍德紧跟其后，而在舰队司令发出信号之前，他却一直没有仿效纳尔逊的行动；但是，在他得到信号许可之后，按照他的判断和果断行动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　＇　原作者注：下面的事情发生在1782年4月，罗德尼追逐德格拉斯期间，表明下属可以被引到何处。胡德是英国一位最好的军官；作者不想批评他的所做所为。当时他距罗德尼几海里。“被分散开位于西北的法国舰，已与我们的前卫分队同时得利于微风，勇敢地竭尽全力驶到了英国先头舰艇的上风处；那是它重新回到当时位于上风的他自己舰队的唯一办法。到了这一步，它确实进行了大胆的冒险，以致迫使塞谬尔·胡德爵士分舰队最前面的舰‘艾尔弗雷德’号驶向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