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66章

日，则大封爵位，授予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一百二十八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反袁方面，梁启超12月22日由南京致电蔡锷，促其即刻发动。蔡等于次日在昆明五华山歃血为盟，拥护共和。次日，即由唐继尧、任可澄64向袁世凯发出梁启超起草的函电，请取消帝制，诛罪魁杨度等七人以谢天下，并限袁于25日上午10时前答复。同时又通电各省，请联电要求取消帝制。25日，通电宣告独立，号召讨袁；次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就任护国军第一、二、三军总司令。27日，唐继尧留守云南，蔡锷、李烈钧二军分别出师四川、广西，护国战争爆发。
袁世凯得知云南宣告独立后的措置是：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免职，命令云南临近各省“严筹防剿”，派张敬尧的陆军第七师入川迎击蔡锷，以曹锟为督师，统率北洋进剿云南的各路军队，另派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与广西督军陆荣廷会同攻滇。袁此时仍把云南独立看作是另一次“二次革命”，而蔡唐等人的力量又远不如国民党，不足为患。孰不知人心的向背，已与彼时大不相同。当时舆论、人心多在中央一边；而此刻，由于前述种种原因，他的阵营内部正在离心、瓦解，而他帝制自为，背誓失信于天下的行为，又为所有反对他的人提供了最好不过的借口。
二千多年前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问过他，如果他从政，首先会做什么，孔子的回答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65”。后世“名正言顺”这个成语，就是出典于此。袁世凯之所以非要诉诸“国民代表”的公决、选举，为的就是以“民意”涂饰自己的背誓失信，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为自己当皇帝制造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使之具有合法性。但这样做骗骗老百姓可以，官场上的人心里可都是明镜一般的。譬如说那些负责安排、监督“国民代表”公决、选举的各省的将军、巡按使，公私密电，指授机宜，在这套玩弄民意的把戏中，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呢。这些人中，对袁氏不满，有积怨的人可是大有人在。其中有的是出于公义，如蔡锷、梁启超等；有的是出于私怨，如对袁实行中央集权，裁抑地方势力的种种措置感到威胁的地方军头和北洋内部因权力之争而心怀怨望的将领等等。在袁氏称帝之前，他们尽管不满，却难以出头对抗，原因即在于袁的诸般政策“名正”；而“称帝”则不然，袁既背弃总统誓言在先，又玩弄、强奸民意在后，在名义上是“大不正”，只要有人带头振臂一呼，所有的积怨、不满即可借此爆发出来。袁世凯在根基未稳之际，就忙不迭地复辟帝制，自己授人以柄，促成了反对派的大联合，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是他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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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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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袁起初也并没有把蔡、唐等人的起事看得多么严重，“二次革命”时，国民党人控制的五六个省曾同时宣布独立，军队有十几万人，北洋军一出动，不过一个多月时间，就被荡平了。云南地处边荒，是个穷省，滇军也不过万余人，力量远不如当年的国民党人。所以，袁世凯认为蔡、唐举事不足为患，旬月之间，不难平定。如果北洋集团此时仍旧团结，袁应该是有成算的，但在“二次革命”期间率兵接收了国民党地盘的北洋军头们，现在也都是盘踞一方的都督、将军了，袁世凯“废督”、“军民分治”的政策，同样损害威胁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况且这些人还不如党人有所谓“主义”、“理想”，他们的目的十分现实，就是当官揽权发财，因而对袁之所作所为也有很深的忧虑和戒心。西南倡义，他们因均系袁多年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虽不便积极地参与响应，但却对袁的措置消极怠工。而当形势明朗化后，也借着“帝制不合时宜、人心”为名，加入墙倒众人推的行列。尤为关键的是，这些人盘踞着长江中下游各省（江苏、江西、两湖、四川等省），袁要想在军事上很快收功，非得到这几省督军的全力配合支持不可。“长江五督66”一怠工，北洋即使有力量荡平西南，劲儿也使不上了。更何况这些人不但不出力，反而与西南密电频传，暗通着款曲呢。这是袁世凯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而且在实际上，护国战争也真就没打几场硬仗，实际情形是，明里暗里，或声讨，或调停，各种通电满天飞，“口舌战争”打得远比实际战斗激烈，几乎可以说是辛亥武昌、癸丑赣宁两役的翻版。为此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战争的进程。
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一军，总计不过四千多人，为滇军精锐，也是护国战争中的主力。这支部队在宣布独立之前，即已陆续开拔，12月20日出发，约一个月后（1916年1月17日），抵达四川叙府，与北洋方面伍祥桢的混成旅和川军巡防营接战；四天之后，攻占叙府。
第一军的右路由戴戡率领进入贵州，1月24日到达贵阳。因事前有约，又经过一番运动，1月27日，刘显世67以贵州都督的名义通电独立。贵州独立，兵不血刃，解除了云南的腹心之患，使云南正面有了很大的缓冲区域。之后，戴戡率领一营滇军，两团黔军北经遵义前往四川，2月2日，在綦江一带与北洋军交手。
在北洋方面，实力大大超过了滇军。北洋兵分三路，一、二路总司令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虎威将军曹锟，下辖五个师，约三万人，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但确如袁世凯、蔡锷所言，北洋军暮气已深。接到出征命令之后，这些部队（包括非北洋系的杂牌部队，如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等）或索饷要挟，或逗留缓进，与中央讨价还价；在开赴前敌的过程中，一路上强征夫役，虐杀无辜，抢劫商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军纪荡然。叙府失守后，袁又调集五六千人，围攻叙府，而此时叙府前线的护国军兵力仅千人，经过一周激战，北洋方面竟然全线溃退。无怪乎蔡锷有滇军一师可抵北洋数师的判断，毅然起兵反袁呢。
2月2日，原为蔡锷部下的刘存厚（时为川军第二师师长）经蔡等运动后，率所部川军三千人于泸州附近的纳溪响应蔡锷，宣布独立，并导滇军入川。2月5日，护国军开始攻打泸州，但8日北洋精锐张敬尧部赶到增援，激战后护国军败退。此时，曹锟坐镇重庆，其精锐张敬尧、吴佩孚等部兵力有两万余人，护国军所部不过五六千人，双方激战相持至26日，北洋军增至三万，而护国军则饷械不继，又经数日阵地战，3月6日，蔡等率部撤退。
在叙府方面，2月29日，北洋冯玉祥等部乘护国军兵力空虚之机，猛攻叙府，3月2日，护国军放弃叙府。但冯玉祥占领叙府后，即按兵不动，骑墙观望。
右路戴戡部，曾一度攻占綦江、江津，北洋军则固守待援。护国军中路败退后，泸州方面的北洋军增援綦江，戴部寡不敌众，退守黔边。在湘南、川东一线，没有激烈的战斗，两军一直处于相持状态。
所以，整个护国战争的兵戎相见只持续了一个多月，此后双方相持于川、黔、滇、湘边界，而四川督军陈宦、前敌督师曹锟等不仅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顿师不前，与蔡锷达成了停战协议。有了这一个多月的相持不下，也就为形势的变化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经过梁启超等人的运动，广西于3月15日通电独立，而被袁任命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龙觐光68所部连同军械饷银均被陆荣廷69缴械。此后局面即直转急下，颇为类似于辛亥年武昌两军相持，各省纷纷独立时的那种局面。而这种局面的造成，与其说是护国军的战斗力所致，毋宁说是北洋将士不肯用命，以当年袁氏治清廷之道，反治其身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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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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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广西宣布独立后，西南各省，群情益烈。中央前敌诸将，又受江苏督军冯国璋及段祺瑞等人的密旨，顿兵不前，日日向袁政府索取粮饷军械。袁世凯派阮忠枢前往徐州游说张勋，想要调张勋的兵南下。张向阮陈述“四不忍”之旨说：“容忍纵容长子，图谋复辟帝制，密电岂能戡乱，国本因而动摇，不忍一。赣宁（即“二次革命”）乱后，元气亏损，无开诚布公之治，开奸佞尝试之门，贪图（一己）尊荣，将国家当作赌注，不忍二。云南不安定，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