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87章

”
自从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一九三一年，借助于他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一九三六年，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他在陈独秀临死前，去江津看望他，那时他在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做事。一九四四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一九四七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包惠僧面临着抉择：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
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朋友中去。
第八部分：锤炼“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2
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
“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国共产党复电，叫我回来。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引者注：即董必武）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周总理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一九五○年，我在革大（引者注：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简称，当时设在北京颐和园附近）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十二月初毕业后即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
据包惠僧夫人谢缙云回忆（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访问了谢缙云），包惠僧在一九四九年住在澳门柯高马路八十八号楼上。他在九月上旬，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抵京后，董必武见了包惠僧，埋怨他道：“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据云，那是包惠僧胆小，做了国民党的官，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敢再与共产党老朋友来往，故董必武出此言。
不过，周恩来在重庆，曾去国民党政府的内务部，会见部长张厉生。那天，周恩来走出张厉生的办公室，见到包惠僧，向他表示过欢迎他归来之意。所以，后来他到了澳门，终于下定了决心给周恩来发去电报。
回到北京，周恩来见到包惠僧，作了长谈后说道：“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这样，周恩来安排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在“革大”，包惠僧开始清理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在学习中十分积极。有一回，学生们去种树，他这个“老学生”也参加了。在劳动中他晕倒，被抬到校医务室检查，查出心脏病，医生劝他回家休息。包惠僧说：“我回家，就不能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学习任务。”他在学校宿舍里养病、学习，一直坚持到毕业。
笔者见到了包惠僧的毕业证书：
毕业证书研字第〇〇四二号
学生包惠僧现年五十七岁，系湖北省黄冈县人。在本校政治研究院第二期第四班修业期满，准予毕业。此证。
校长刘澜涛
教育长侯维煜
一九五○年十二月
谢缙云还拿出另两份证书给笔者看。
其一：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日内务部第二十二次会议任命包惠僧为本部参事。谢觉哉部长”
就这样，包惠僧从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局长，经过思想改造，转为共产党政府内务部参事。
其二：
“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总理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成为国务院参事之后，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从“不敢写”到开始写回忆文章。他的笔名“栖梧老人”，出现在《新观察》上。
笔者问谢缙云，“栖梧”两字的含义是什么？她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笔者又问及“惠僧”两字的来历，谢缙云说出了鲜为人知的原因：“他本叫包悔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以至现在流传于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
一九五七年，包惠僧曾在国务院党外人士鸣放座谈会上，说过一些话。反右派之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他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他当过记者，又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而且参与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富有史料价值。尤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他和张国焘两人是留下回忆文字最多的。虽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忆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而且又明显地回避了某些问题，但他毕竟还是尽力做好这项工作——这是毛泽东关照中宣部让他做的工作。
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冲击。国务院参事室人员复杂，各种来历者都有，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一个拄拐杖的参事，甚至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他病倒了，躺在家中。
扫“四旧”的风声正紧。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事生非，叫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写了前言，以作永久保存。这些信化成了灰烬，再也无法重新得到了……
他在病中熬过了那苦难的十年，心脏病不时发作。
一九七一年，大夫发现他的肚脐附近有个瘤，诊断为“腹主动脉瘤”。虽然大夫建议做切除手术，但他和家属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衰弱，未动手术。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八十五岁的包惠僧早上起床后说腰痛，叫家属到北大医院去拿了点药。下午，他在家看文件。那时，全国政协开会，发了许多文件。
吃过晚饭后，他看电视。那天播映的是电视剧《伽利略传》。他觉得很枯燥，看不下去。于是，邀老邻居三人，在客厅打扑克。打到九点多，他忽然把扑克牌一甩，说腹部不舒服。他朝卧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他脸色煞白。那是因为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
家属一连打了八次电话，大夫终于赶来。做工人呼吸，无效。夜十时四十分，包惠僧离世。
在他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手稿，由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夫人谢缙云协助，于一九八三年出版，全书三十二万字。书前所载他的照片，双眉紧锁，据他的女婿说，是在家门口为他拍的。
第八部分：锤炼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养老院
在毛泽东病逝之际，从加拿大多伦多的老人病院里，发出一声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
这位老人中风在床，已是风中残烛，自知剩下的时光不多。他说：“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此人便是张国焘，比毛泽东小四岁。
张国焘晚景凄凉。一九六八年，他和妻子杨子烈双双住进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仰仗一点微薄的养老金打发残年……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上，二十四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张国焘非常活跃，当上了大会主席，当上了第一届组织主任。
会后，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
此后，张国焘极其激烈地反对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会议上，虽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选了——他被拥护马林战略的毛泽东所代替。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局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