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88章

此后，张国焘极其激烈地反对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会议上，虽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选了——他被拥护马林战略的毛泽东所代替。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局秘书，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另外，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也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尖锐批评。
他意识到再坚持反对意见，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四个月后——五月二十一日凌晨，正在北京的张国焘，落进了北洋军阀的京师警察厅手中。据当时的《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历史档案》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所载：
“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
一个星期后——五月二十八日，上海《申报》披露了张国焘受到严刑拷打的消息：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闻在张室中搜出之文件等，侦缉队认为关系重大者颇多，中且有派人赴俄护照一纸，上有加拉罕签字（引者注：加拉罕为当时苏俄驻华全权代表），侦缉队对此追究颇严，谓此护照系俄国何人接洽得来，然关于此层尚无结果也。”
经过严刑拷打，张国焘招供了。据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文》所载：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案，而遏乱萌。”
由于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密捕李大钊。李大钊得知风声，迅即离开北京铜幌胡同寓所，避往河北乐亭老家。当晚，李寓便遭查抄。然后，侦缉队又追往河北乐亭。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时安排李大钊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才使他免遭毒手。
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供出李大钊者是张国焘。除了李大钊，京师警察厅根据《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逮捕中国共产党党员范体仁等多人。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垮台，中国共产党组织趁机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获救。他对自己狱中招供一事守口如瓶，中国共产党组织亦未察觉。直至解放后这些当年的审讯档案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才使张国焘那五个月铁窗生涯的真相大白。
张国焘出狱不久，出席中国共产党“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工农部主任。
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
一九二八年六月，张国焘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大”，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留驻苏联。直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一九三一年四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一九三五年六月，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所率红军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率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毛、周主张北上抗日，张国焘以为“长征是失败”，主张在川西休战，因此，双方产生尖锐的分歧。
一九三五年十月，张国焘自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并宣称：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引者注：即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率部北上，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表示：
“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原载《党的工作》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转引自于吉楠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清明节前夕，张国焘去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祭扫黄帝陵。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担任主祭。祭毕，张国焘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一去不复返。
四月十七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
四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在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一九四八年冬，张国焘带全家逃往台北。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
台北无法落脚，于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冬迁往香港。在那里办杂志，维持生计。
一九六一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他。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连续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至“六大”的人，他的经历能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史料，于是约他写回忆录。
张国焘写下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这部回忆录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杨子烈几年生活费有了着落。
用光了这笔钱，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拮据。
无奈，一九六八年，他和杨子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不久，进入那里免费的养老院。
一九七六年，张国焘中风，转入免费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凌晨，张国焘在翻身时，毛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时年八十二岁。
第八部分：锤炼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1
在张国焘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刘仁静。
在十五名中国共产党“一大”出席者之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十九岁。倘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车祸，使他在一九八七年丧生，也许他今日还活着。
刘仁静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无常，也是够曲折、复杂的。
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担任翻译。他自诩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著作，在会上常与李汉俊展开论战。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到北京，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The　Pioneer》）。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先驱》创刊号问世，定价为“铜元两枚”。创刊号上注明：“本刊尚未觅定地址，请读者诸君向该处代派人订购可也——北大传达室代售。”
《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