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30章

冷而又冷的穷酸官儿，名义上虽也是地方生员的老师，负有管理训导之责，但由于平时考试的大权由正印官把着，所以他们对秀才们实在也无从管起，而秀才们对这些左右不了他们命运的穷酸官大都不屑一顾，实在没办法躲了才勉强应付一二。《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中了秀才，依例需向教官上点见面礼，然而他却不理这个茬，最后在别人的劝说下，才封了两钱银子应付了一下。在这些秀才眼里，主持考试的正印官才是他们真正的老师。连被“管”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所以学官们一年到头最主要的事务就是看管学宫，恰好他们的官衙也就在学宫里，守着一年四季冷冷清清却又像宫殿似的大院。明清两代，官俸本来就低得吓人，一个七品知县，每年俸银不过三十两，好在他们有额外的“灰色收入”，然而这些学官哪儿去捞钱呢？所以只好耗着微薄的薪俸和少得可怜的陋规收入度日，其处境与文庙里那一年才有一次冷猪头的孔夫子倒有几分相似。实际上，学官们最大的福利，就是每年春秋两季祭孔之后，作为牺牲的那只猪，照例由他们分吃，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穷学官和他们的家人，才能沾上点荤腥。过去有嘲教官对曰：耀武扬威，隔窗户瞪门子两眼；穷奢极欲，提篮儿买豆腐半斤。
穷教官连看门的也惹不起，想发威风，只能私下里瞪人两眼，想要改善生活，如果没有挨到吃祭肉的时候，也只好买块豆腐解馋。所以，学官又被人称为豆腐官。
豆腐官住的地方也有点像豆腐，一方面是因为学宫有着半个官衙的性质，所以难免要沾一点“官不修衙”陋习的光。在过去的时代，做官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都相信修衙的人升不了官，以至于各处官衙大多破烂不堪。做学官的人自然更是难以免俗，实际上他们比其他的官更希望升迁，住在里面的官不张罗修缮，那么别的人又何必生事，所以学宫也逃不出年久失修的命运。另一方面清末战乱不已，武人的势力开始抬头，学宫本来就是摆设，现在就更没有人理会。到了清末新政，废科举兴新学，原来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礼制——教育体系寿终正寝，童生秀才进了新学堂，学官们改了行，学宫遂一任房倒屋颓，在风雨飘摇中湮没，后来想要了解明清学校制度的人，好像再也无从一睹“汉宫威仪”，取得一点感性认识了。
然而，世间万事万物，总免不了有例外，就像有些动植物本已被学术界判为灭绝，但不知道怎么一来，却在某个地方又冒出来了一样，作为建筑物的学宫竟然也有例外。安顺的学宫据说是明代的建筑，现在虽然残破，但作为主结构的棂星门、仪门和明伦堂还在，只有两厢的尊经阁和学官衙门没有了。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与学宫一体的建筑，安顺的文庙还基本完好地保存着，从学宫过去不远，就可以看见文庙的“宫墙万仞”。
以后在安顺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我都要走过这座学宫，我想，这大概可能是全国仅存的孑遗了。可惜我对安顺地方史了解无多，说不清这座学宫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像其同类那样倒塌湮没。不知是因为安顺地方民风古朴特别看重读书人和事，还是由于这座建筑半由石料砌就，所以格外结实，可以经得起时代的风雨。我搜索记忆，想起了清末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在带兵征讨太平天国之前，曾经在安顺做过知府，依照惯例，胡大人的脚一定踏过这里的讲坛。真想不出这位清朝的中兴名臣在这里都讲过些什么，是寻常的高头讲章，还是理学心得？抑或经世致用的学问？都说贵州地处荒蛮，文风不盛，清人笔记甚至传说贵州考秀才的人太少，以至于能完卷的人都取上了还凑不够名额，连仅仅写了“且夫”两字的也得以中秀才。但看着全国硕果仅存——不，应是残果仅存的学宫，这灵气四溢的龙柱，我想，贵州人也许在历史上四书五经背得没有别处人那么好，八股文功夫更差，但绝不缺乏聪慧和灵气，从来地杰人必灵，想来不谬。
学校的老人告诉我，仅在十年前，学宫的建筑还有许多，不仅两厢有房子，而且还有一排大牌坊，剩下的建筑虽已经被列为地区级文物，但一文保护经费也没有。贵州天无三日晴，说着就下起了雨，看着破败的学宫在风雨中瑟瑟发抖，我想，如果再不修缮，恐怕在不久的将来，谁也看不到它了。
28。西藏的“研究性大学”
在西藏，佛教无所不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寺庙、灵塔，居民的屋顶也肯定会插着五颜六色的经幡；没人的地方，也经常能见到堆着刻有经文和咒语的石头的呢嘛堆，石头堆上挂着更多的经幡。至于藏民头上戴的（护身佛），身上挂的（护符），手上拿的（经轮），也都跟佛教有关，只是现在西藏的年青一代宗教情感稍显淡薄，全套“佛装”的往往是些老年人。
有佛教的地方寺庙总是中心，佛教三宝“佛、法、僧”都集中在寺庙里，当然西藏更不例外。西藏的寺庙如果按教别和教派来论，有许多种。藏传佛教虽然黄教占统治地位，但白、红、花三派的寺庙也还存在，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原始的宗教的寺庙。在我看来，这些寺庙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供教徒膜拜和观赏的，一类是佛学的研修场所。一般游人常去的大昭寺、小昭寺、白居寺和扎什布伦寺等，应该属于前一种，庙宇巍峨耸立，唐卡金碧辉煌，里面的佛像重重叠叠（全然没有内地佛寺那种等级和方位感）。而西藏著名的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寺应该属于后一种，这里更多的是经卷、藏书和经堂，可供俗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实在不多，只有哲蚌寺有幅巨型的唐卡，也只是每年藏历六月三十日雪顿节的时候才拿出来晾晾。
哲蚌寺是三大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据说在盛时曾经拥有一万多名前来修习的僧人。寺庙依山而建，石头的屋宇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座硕大的城堡。城堡里有许多人在出没，不少窗户上还摆放着艳丽的盆花。整个寺庙出奇地安静，山下偶尔的一点人声车噪，也很快就被山寺的静谧吞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政府为三大寺修建下水工程，几百年的秽土都被翻了出来，气味很是特别。即使是这样巨大的工程，也没能搅扰了山寺的安详，人进去以后，一个突出的感觉还是静。
寺里的喇嘛对外来人很友善，总是憨憨地笑着，一任我们看这看那，不着边际地胡道乱问，如果我们想要和他们合影，也都很配合。许多地方明明写着拍照收费十元，但喇嘛也不问我们要。当然，如果你主动给，他们也不拒绝。寺庙里除了僧人的宿舍，就是经堂。经堂无论大小，四周都塞满了梵荚装的经书，有的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有的则是新的，大多数的经堂连一尊佛像也没有。在一间大约三十多平方米大小的经堂里，我跟一个小喇嘛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九岁，已经在这里学了两年。我注意到他的床就搭在经堂里（寺里空闲的僧舍很多，按道理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床头上散放着一荚经书。小喇嘛会的汉文不多，我只好通过同去的藏族向导和他继续交谈。从谈话中我了解到，整整这一屋子的经书，小喇嘛都看过。而床头的那荚经书，据说我们随便抽出一页来，他都能倒背如流。说到这里，小喇嘛真的抽出一页来给我，可惜我对藏文一窍不通，实在无法验证。但是看着他那纯真的眼睛，我相信这肯定是真的。
三大寺的组织结构都差不多，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研究性大学，寺为大学本部，下面为札仓，即学院，哲蚌寺有四个札仓。每个札仓下面有若干个康村，相当于系，康村则由更多的米村组成，米村是来寺僧人最基本的学习单位。在三大寺里学习，除了内地寺院也要遵行的早晚课和结冬与结夏（冬、夏两季集中修习）之外，突出的特点是实行导师制和讨论式的学习方式。每个在寺内学习的僧人都有不止一个导师，对其学业实行专门辅导。僧人学习的过程，也不仅仅限于阅读、背诵和自己体悟，还要经过反反复复的集体辩论，寺里叫做辩经。辩经在寺、札仓、康村、米村各个层次都有，最经常开展的是康村和米村这两个层次。这种学习体制，很容易让人想起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
在色拉寺，我赶上过一次这样的辩经。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僧人称之为“法苑”，苑里有树有草，几百个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