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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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的南唐李后主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算是个一流的词人，对中国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只能使他的国家一天天腐败下去，当北宋的军队攻入都城的时候，他仍在吟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诗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做了俘虏。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这位亡国之君，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他的亡国经历，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词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诗词不仅使国家灭亡，据说连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宋徽宗所绘《听琴图》
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而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唯独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对日渐强大的北宋政权处处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几年后灭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离开自己都城的时候，李后主有一首词写道：“最是苍黄辞庙日，教坊独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评论说：国破家亡之后，李后主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丢掉了祖宗创下的基业，应到宗庙前痛哭，并向百姓谢罪。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而是去聆听教坊乐手演奏《别离歌》，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寻欢作乐。有这样的国君，南唐不亡才怪！
不过，苏轼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家了。当代一位伟人在劝诫一位名士的时候也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世上本无“放眼”“风物”的名士和发“牢骚”的政治家；发“牢骚”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风物”才是政治家的气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皇帝艺术家虽然不能治理好国家，但却很好侍奉，只要摸准了他的脾气，比起皇帝政治家来，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事例极多，宋徽宗时期的童贯，就应当算是一个典型。李煜像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五代·南唐/李煜/虞美人
童贯在太监中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是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材高大，声如洪钟，而且“其劲如铁”，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极易讨得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生性豪爽，不惜财物去结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计较小是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他赢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童贯善于察言观色、拍马奉迎的本领直到宋徽宗即位后才发挥得得心应手，他瞅准机会，一拍即准，终于在徽宗时期发了迹。他主持枢密院，掌握兵权几达二十年，他与宰相蔡京互为表里，狼狈为奸，权势之大，其实还在宰相之上。由于蔡京是男人，称为公相；童贯是阉人，所以人们称他为媪（即“母”）相。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觉得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就派遣童贯去搜罗天下名画，供他观赏临摹。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去办这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童贯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谙人情世故的官场老手，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顾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于脑后了。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先朝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在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当时职开封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在绍圣年间，哲宗又恢复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无一定之轨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徽宗刚刚即位时被向太后赶出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贯此次来到杭州，便与蔡京交接起来，没想到竟是一见如故，臭味相投，童贯就想借此机会荐举蔡京。
蔡京书写的神道碑
恰巧，蔡京也精于书法，还通绘画。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苏指苏轼，黄指黄庭坚，米指米芾，蔡就是蔡京，只是后人因为蔡京是奸臣，不愿把书法家这一桂冠套在他头上，往往把他换成姓蔡的另一个人。童贯就利用蔡京的这一特长，每次送给徽宗的书画中都带有蔡京的作品，并附上吹嘘蔡京的奏章。徽宗见了蔡京的书画，本就喜欢，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就决定拜蔡京为相。正巧，朝内新、旧两党争斗不休，徽宗即借调和两党关系之因由，罢免了宰相韩彦忠，于公元1102年七月，任蔡京为宰相。
蔡京当了宰相后，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恢复了熙宁、元丰年间的所行法令，连神宗想改革而未及改革的问题，蔡京也极力主张改革，同时，对于旧党一派的所谓元祐党人则大加迫害，把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刻于石上，置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元祐党籍碑。把其中活着的人贬到偏远穷困的山区，对已死者也追贬官职，连苏轼的文集也下令焚毁。后来，蔡京又把元祐、元符年间主张恢复旧法的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于朝堂。有些得罪蔡京的人也被打成“党人”，甚至连章惇这样的变法激进派也被蔡京视为“党人”而加以攻击。至此，从神宗以来的朝廷党争恶性发展，宋朝的政治日益衰微下去。
元祐党籍碑
蔡京因童贯的极力荐举而得以再度为相，当然对童贯感激不尽，再加上宋徽宗对童贯恩宠有加，于是，两人心照不宣，互为表里，从此狼狈为奸。蔡京在当上宰相后，除了镇压“元祐党人”，还立刻策划对西北用兵。当时，作为将军打仗，是个非常危险的苦差使，但作为太监去做监军，却是个既能立功又能捞军权的美差。这样，蔡京就极力荐举童贯做监军，说他一来对皇上无限忠诚，二来智勇双全，三来对陕甘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于是，徽宗便派童贯为监军，命王厚为大将，率十万人马出征。
军队刚行至湟川附近，京城的宫廷里突然发生了火灾，徽宗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不宜出兵征战，就派人火速追到军中，令其停止前行，等待命令。但童贯邀功心切，不愿就此停止前进，看完手谕之后，立即塞进靴筒，别人问是什么事，童贯撒谎徽宗游青楼阁
说：“皇上命我们快点进军，以便早日取得胜利。”童贯这次出征，竟然收复了四座城池，可算是为朝廷立了大功，也为朝廷大火冲了晦气。因此，他被提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观察使在当时是一项特殊的荣誉，以太监身份兼任此职，就始自童贯。不久，童贯竟又升为武康军节度使。
宋徽宗对童贯的巧于奉迎十分满意，尤其对他善于搜罗书画，供己玩赏，更是感激不已，因此，对他的恩宠有增无减。后来，徽宗又想授予童贯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权力，蔡京就以前朝无此先例为由，表示反对，并拒绝草诏，弄得徽宗没了办法。原来，这时的童贯已今非昔比，他居功自傲，专横跋扈，视朝中若无人，选拔以及降黜军官，全凭个人的主观好恶，根本不向朝廷请示。他这种专权的做法，不仅引起了朝中一些正直大臣的反对，连蔡京也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当皇帝要授予他更大的权力时，蔡京便出头作梗了。但蔡京和一些朝臣的反对并不能阻止徽宗对童贯的信任和重用。
公元1111年，童贯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徽宗想让他出使契丹，这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人说：“使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如今派一个宦官去做使者，岂不要被人耻笑，说我们国中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