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80章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当不久王安石大张旗鼓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您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殃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司马光像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之不朽。”这“三不朽”已成为中国人的人生信条。从司马光一生来看，虽官至宰相，道德高尚，但真正使他不朽的，还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
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食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除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知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吕惠卿本是靠阿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但为了当宰相，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神宗。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去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以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苏轼墨竹画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在表中不由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了，立即串通舒亶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章惇等人怕他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说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悦，再加李定煽风点火，果然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心存险恶。
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讪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歹毒，苏轼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讪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将苏轼拿问。
苏堤因苏轼而名满天下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出湖州时，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待了很长时间，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临行之时，他嘱咐别人，送饭时送鱼，不要送肉，但送饭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进去，苏轼一见，误以为大限将至，不由悲愤中生。原因，苏轼与儿子约好，如果没有什么情况，送饭时带鱼，如果情况紧急，送饭时带肉，这样可以内外通气，早作准备。苏轼自觉李定、舒亶等人必欲将他处死，在悲愤之中，索笔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一把抢去，交给李定。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正愁拿不到证据，便把诗稿往袖中一塞，匆匆上朝去了。
苏东坡醉书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跟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谄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对于“乌台诗案”，还有另一种解释。宋代谏议大夫刘安世（另号元城先生）在《元城先生语录》中有一段记载：
《前赤壁赋》局部
苏东坡被御史谢景温诬告乃至下狱。当时张安道在南京做官，就向皇帝上疏营救他。本想附在南京府的公文中递交皇上，府官不敢接受。于是张安道就命令他的儿子张恕到登闻鼓院将信投进去，张恕左思右想，觉得有些不妥，徘徊再三，终于未敢投书。不久，东坡出了狱，后来看见那封上疏的副本，不由得伸出舌头，脸色都变了。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东坡未回答。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看了那副本，说：“我哥哥当然要吐舌头了！这件事全靠张恕之力。”别人问：“为什么呢？”子由说：“难道不知道汉代郑昌救盍宽饶的事吗？郑昌上书说，‘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这话正激起汉宣帝的愤怒。宽饶有什么罪过呢？正是因为触犯了许、史之辈而遭祸。再来发人隐私，就更添加了几分怒气。如今东坡也没有罪，不过是名气太高，与朝廷争胜负。张安道的上疏说东坡实在是天下之奇才，难道不只有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