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86章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听后恍然大悟，既感动又惭愧。廉颇是个正直坦诚的人，一旦悔悟，就真诚地改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就按照古人最隆重的仪式，光着脊梁，背着荆杖，表示任由责打，来到蔺相如的门上“负荆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门前说：“我是个没有见识而又气量狭小的粗人，没想到您能宽恕我，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也很感动，亲自把他扶起来。从此“将相和”，两人更加相互理解尊重，结成生死之交。就因为有这样的两个人，秦国在其后的十年内，未敢发兵攻打赵国。
蔺相如对外以强硬机智取胜，对内以柔和谦让制胜，不愧是战国时期的名相，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这里，谦让制胜恐怕不仅仅是一种权术，主要还是由个人的思想水平和道德修养所决定的，因此，蔺相如可称为谦让制胜的典范。
需要看到的是，谦让制胜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谦让本身必须有厚实的才智、品德、能力、权位和实力做后盾，否则就成了被迫退让。其次还要看谦让的对象，如果对方是一时糊涂的明理之人，固然不妨谦让；如果对方是得寸进尺或是愚顽不化的小人，谦让就等于逃跑了。
正如开篇所讲一样，谦让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但哪些是真或有多少真多少假可就难说得很了。倒不是想给蔺相如这位谦让典范抹黑，他对廉颇谦让是否完全彻底地像他说的那样是出于重国家而轻私仇的考虑还很难说。也许他还感觉到，同廉颇相争，不易取胜，不如以和为上。不是吗？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几位文人、书生能争得过手握刀枪剑戟的武将呢？　
13曾国藩的奥秘
近年的“曾国藩热”有些令人费解。
自《曾国藩家书》和长篇小说《曾国藩传》问世以来，电影、电视争相以之为题材，尤其是书刊界，更是趋之若鹜，十年来出版的有关曾国藩的书籍不下百种，的确很流行，奇怪的是出版商每出必赚，屡试不爽。
那么，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自曾国藩以后，这类人物就只可闻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今人为什么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传》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要了解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做人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做官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荣华富贵”四字可谓形容尽了做官的好处，对于极为实在的中国人来说，如能得享高官厚禄，可谓不枉一生了。因此，中国人历来就对官有着敬畏和崇拜之情。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中国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因而，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名、利往往是粘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那么，曾国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一般人能够学其一面已不可得，更无机会能够全面模仿效法。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做是一“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我们就先从他“元凶”的一面说起。
曾国藩生于清仁宗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于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引以为傲，可见，曾曾国藩像
曾国藩何以如此之热，大概是因为既“忠君爱国”，又身享荣华富贵，对各方没有损害而对自己有利。对于务实求验的中国人来讲，他恐怕是最为合适的“学习”对象。
国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书香门第，乃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培养出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潘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整治得家业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孩子王。到了曾国藩这一代，却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一路科考顺利。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做第一人生要义的。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春风得意。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现在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给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县山区冲破重围，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更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只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咸丰皇帝于公元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军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