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88章

曾国藩还亲自实践他的理论，在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功夫。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他的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器重，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才官运亨通。
在曾国藩的晚年，甚至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如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李鸿章像
有人说李鸿章是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而更多的人说李鸿章是最大的卖国贼。看来，倒不是后人评价不公，实在是末世“宰相”难当！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他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许多告诫子弟的话，都被家人保存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后端坐休息，即而无疾而终。
也许，曾国藩从未想过在他去世百年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因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样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人们所敬仰的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以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二程、朱熹可以当圣人来贡奉，可望而不可及，无人去攀比模仿，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下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贡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做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当做圣贤来敬，也不可当做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是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可供效尤的真实的人！
当人们在其他的许多路径上折头而回时，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于是，热情便来了！这热情是好是坏，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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