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第26章

这种想法不以为然。作为四通公司早期的副总经理以及后来的旁观者，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谈论他的经验，里面如此评价：〃如果联想的股权改革是全国的一个典范的话，那么四通恰好是一个反面教材。〃这话多少有些根据。但是他没有提到，无论联想的成功还是四通的失败，全都说明一个道理：产权制度改革并不像政府公报和媒体鼓噪的那样轻松和辉煌。
关于四通股票上市的曲折经历，段永基对记者说，有如打了一场〃淮海战役〃。其实，说它是一场〃8年抗战〃也不过分。万润南是中关村第一个在产权问题上开动脑筋的人，他在1985年成立〃同仁基金会〃、在1986年发行内部股票、在1987年计划〃把公司资产的65％设置为企业股，另外35％则由经营者占有〃。所有这些，都显示着中关村早期开拓者试图分享公司财产的企图。
因为万润南无法摘掉四通头上的〃红帽子〃……集体所有制，所以他的所有尝试都不做数。他不甘心，于是又在1988年请来一大堆经济学家，出谋划策。学者的队伍声势浩大，包括吴敬琏这位成名人物。大家耗时数月，提出新方案。无论此前还是此后，关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计划层出不穷，无计其数，全都比不上这个方案的天真、荒唐和脱离实际。以这位吴老先生为首的专家小组，首先将四通视为〃民间资本〃，然后建议它把70％的产权无偿赠与政府、学校和中国科学院，把另外30％分配给公司经营者。学者们以为自己耻谈利益，别人也就不会斤斤计较，结果却被利益冲突的双方断然拒绝，弄得里外不是人。公司方面质问，既然是〃民间投资〃的产物，凭什么要白白送给别人？政府则认定这个企业不仅应当全部归〃集体所有〃，而且政府也应在其中占有足够份额。官员们甚至把自己多年以来为公司减免的税款全都计算出来，信誓旦旦地说，这就〃相当于政府给了四通一笔投资〃。万润南眼见调和无望，索性把政府和学者全都撇在一旁，自说自话地制定出一个方案：把公司财产的51％归于自己，其余49％由另外7名董事平分，而那里面还有两个董事是他的父亲和弟弟。这就等于让他和他的家族占有公司财产的65％。他自作聪明地说，这叫〃良性分割〃，可是别人也不是傻瓜。政府显然不会接受，就连他在公司里的同事们也开始抱怨〃分配不均〃。李玉琢当时并非公司董事，置身利益圈外，冷眼旁观这场纠纷，不禁感叹，那些人尽管深谋远虑，却〃都低估了问题的难度〃。就算诸位董事彼此妥协，在纸面上把公司财产瓜分完毕，〃四通"沉默的大多数"和政府这两关似乎也难通过。〃
事情果然不出李玉琢所料。在以后的岁月里，四通一直不能解决产权问题根据李玉琢的记载，1993年8月在香港上市时，〃四通资产的42％被作为法人股打包进入上市公司，2000名职工分到1500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当时总股本的2？5％〃。这样看来，职工的股权与原有资产仍然没有关系……段永基曾经说，他始终不知道四通是谁的。而李玉琢的说法更加彻底：〃四通由民营企业蜕化成一个比国营还国营的企业也就成为必然。〃
第48节：分裂之家（4）
与四通不同，联想的股权改革是一个成功的传奇，但它无论是在中关村还是整个中国，都是绝无仅有，无法成为榜样。从一开始，柳传志面临的局面就比四通更糟。他的联想在开创之初就有确凿无疑的国家投资……20万元。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法律上来说，联想均属国有无疑。了解我们国家企业发展历史的人全都知道，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中，对于股权抱有野心的并不算少，但是他们全都不能找到一种既合理又合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要么不能动手，虽然创造巨额财富但却清贫一生，要么铤而走险化公为私，甚至触犯刑律，身陷囹圄。这两种结果显然都非柳传志所愿。他一直在心里盘算着找到一种途径，以法律和道德都能认可的方式确认员工利益。可以想像，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复杂性。
当年四通开创者以各自占有股权多寡为目标，而柳传志则始终是在公司和政府之间寻找利益的平衡点，而且还要小心翼翼地替政府寻找为他网开一面的理由。他的成功奥秘不是在于他比四通更有力量、更会投机、或者理由更充分，而是在于他更善于忍耐、创造条件、步步为营，以及把利益对立者变成利益攸关者的无与伦比的技巧。
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股市挂牌之前，柳传志开始策划把公司财产的一部分分割出来，归属企业的开创者以及后来的员工。他甚至授意属下做出计划，呈送上级参照。这一方案经过权衡，增删各方持股份额，形成文件。通俗地解释其中关键环节，就是将联想财产的55％归于国家，45％归于员工。它首先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支持，由于科学院是联想的投资者，同时也是联想的唯一股东，所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联想已经打通最重要的障碍。然而柳的方案还是很快宣告流产。因为〃国有资产〃在理论上乃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其代表者并非中国科学院，而是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那些官员可不像周光召这么好说话。
柳传志一计不成，退而求其次。他向上级要求，把公司35％的利润归在联想员工名下，由公司自己决定在创业者和后来者之间如何分配。有趣的是，这就绕开了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这两个大障碍。因为作为唯一的股东，中国科学院拥有处置企业利润的权力，当然也可以批准柳传志的要求。柳就这样得到〃分红权〃，他当即在公司员工中做出分配。在当时，这些都是纸上之兵，没有分掉一分一厘。柳传志只不过要财务人员将这笔钱逐年登记造册，载入每人名下。无论是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们还是企业的员工，都觉得这是在〃画饼充饥〃，不当一回事，只有柳传志看出此中价值。他相信这是走向〃财产归属〃之途的第一步。
既然有了第一步，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走向既定目标。他从这里开始，又走了7年，终于在2000年把公司35％的股权归属员工所有，也让他自己以及和他创业的同伴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千万富翁。其具体操作的程序，则是将这部分股权作价1？6亿元，然后将多年积累下来的那笔红利倾囊而出，一举购得。这一过程最好地证明，柳传志这个人是好高骛远和脚踏实地的绝妙结合体。他有足够的决心和忍耐力与旧制度周旋，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都是后话。现在让我们回到1994年，看看中关村如何高举起那面时代的旗帜。
这个行业的本性是没有国界的，现在它却大张旗鼓地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在我们国家掀起来的〃高举民族品牌大旗〃的浪潮中，中关村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技术主流的重要转折，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关村不再仅仅是外国微机的大柜台，而且还是一个广阔的、不断成长的经济王国。老一代的政治经验仍然有用。它的作用是游说政府、勾结权力、组成联盟、平息这个王国的潜在阻力，最终能够保障它的成长壮大。企业的成功之道不仅在于会赚钱，更在于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去赚钱。
前文所述中关村的舆论转向〃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现在有了新进展。1994年5月第一周，杨元庆在北京发布联想微机〃E系列〃的那一天，总工程师倪光南率领一支队伍来到上海，用了三天时间，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意向，共同建立一个〃微电子设计中心〃。有证据表明，这一计划曾让公司上下兴奋不已。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因为〃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它在计算机产业的技术链条上属于高端产品。
第49节：分裂之家（5）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中关村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杨元庆统帅的微机阻击战和倪光南策划的芯片研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用纯粹技术的眼光来看，这两人都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技术垄断地位的挑战，只不过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挺进〃制高点〃。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