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第24章

人走了，灯灭了。我们的家又恢复了宁静。　
夜已转深，父亲仍无睡意。说：“小愚儿，陪老爸爸再坐会儿吧。”不　想，父亲与张伯驹的淡泊之交，于短别之际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张氏夫妇去长春不久，民盟召开中委会。开会期间，爸特意请徐寿轩吃　饭。谢天谢地，徐寿轩没有回绝，来了。虽是老友重逢，但没有了以往那种　无拘无束、无所不谈的气氛，彼此客客气气地扯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　不过，父亲已经很知足了。那时国家已进入了自然灾害时期。一桌饭菜是用　心准备了的。在饭桌上，父亲提起了张伯驹，遂问徐寿轩，是否知晓其人。　徐以点头做答。　
父亲郑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张伯驹和潘素后，说：“希望　你在吉林能关心、照顾这对有贡献的夫妇。潘素的工作已经定了，是在一个　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张伯驹的工作好像还没有确定，他在文物鉴定、艺术鉴　赏方面是中国一流专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寿轩，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　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给张伯驹安排个妥当的、能发挥他专长的工作？”徐　寿轩当时满口答应。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关心、照顾过张伯驹夫妇。　
父亲万分慨叹张伯驹夫妇的离京谋职。徐寿轩走后，父亲说：“凡是有　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中国这样，外国也如此。”　1962年1月，春节即临。北京的老百姓都在为国家配给的几斤猪肉鸡蛋、几　两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张伯驹夫妇徒步来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　们从吉林返京的消息，让我的父母颇感突然。　
张伯驹只解释了一句：“前两天从吉林回的北京，节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　
他俩是下午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马上叫洪秘书　和梁师傅想方设法弄几个菜来。　
从张氏夫妇的神情气色上看，他们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畅些　。张伯驹告诉我们，他担任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潘素则说，她的　教学搞得不错，还在那里开了画展，观者踊跃，备受赞誉。特别是她的大幅　青绿山水画，引起东北画界的极大震动。——我知道，无论教学，还是画展　，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发达的北京，不让她做。从事文物博物的　指导工作，对张伯驹来说，可谓人尽其才。可传统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　见他们在吉林工作顺手，生活舒坦，父亲特别兴奋，连连举杯向他们祝贺。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　，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这些画，是为了带去吉林作教　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　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　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　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　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　，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　。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　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　。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　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　‘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　送的。’”　
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　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　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　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　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　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　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摹。”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　”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　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　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　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　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　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　，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　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　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　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　。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　（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　。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　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　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　政府和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　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　，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　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　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　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　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　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　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　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　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　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　，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　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　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