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i,ii,iii》第124章

＇8＇台北《自由中国》，第2卷3期，1950年2月。
＇9＇刘乃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10＇刘乃和《陈垣的一生》，载《名人传记》1994年第4期。
＇11、12、13＇《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4＇胡适《我的儿子》，载《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1919年8月3日。
＇15＇此为《中国青年》1951年1月第56期转载胡思杜文章时所说，此文与《大公报》文稍有差异。
＇1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适此文实发表于ForeignAffairs（《外交事务》）7月号。
＇18＇《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关于胡思杜在美国期间的情形，外界知之甚少，只有如傅斯年等几个胡适的好友知道内情，有人谓是被美国当局强行驱逐出境的。如罗尔纲说：“1948年4月，我从家乡来南京医病，胡适也在南京。我到南京第二天清晨，王崇武同志就走来关照我：‘你见胡先生，千万莫要提到胡思杜。胡思杜在美国读书，美国要驱逐他，胡先生十分恼火。’我问王崇武美国为什么要驱逐胡思杜，王崇武说不知道，他是同学来信关照他的。我见了胡适是问到胡思杜的。胡适说：‘思杜在美国学文学，还未学成，现因没有钱，便回国了。’胡适是心里难过不愿说的。”又说：“看来北大同学所传的信息比傅斯年所谓‘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可信得多。”（罗尔纲《胡思杜》，载《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罗尔纲所言虽没有可靠材料证实，但通过后来胡适与秘书胡颂平的谈话，可知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1961年5月14日，胡适在晚饭时突然对胡颂平谈到了胡思杜，说：“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庆祝每位做母亲的人，喝了这杯酒。”接着，胡适想起“1946年坐船由美国回来的途中。那天是6月8（？）日，是美国的父亲节，我想起我的第二个儿子思杜，我打一个电报给他。父亲节，儿子没有电报给我，倒由我打电报给他，他在印弟安那大学读书的。谁知他这个学期根本没有上课，他把我汇给他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了一身的债。结果为了两张支票的事，险些儿被警察找去了，后来由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来。他的两个衣袋里全是当票，一张是我给他的一架打字机的当票。这个儿子五尺七寸高，比我高一寸，比大儿子高两寸，肩膀很阔，背也厚——孟真的肩膀很阔，所以孟真特别喜欢他。后来他回来了，我也没有责备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19＇抗战胜利，南开复校，张伯苓继续留在重庆和南京。1948年6月，张伯苓曾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长，翌年辞职。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张去台湾或美国，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赵光宸《张伯苓年谱》）。据说此举与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有关。1950年5月，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在周恩来安排下，暂住傅作义寓所，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另类学生的攻击。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天津，此时南开已被另类师生控制，对归来的老校长情有敌意，许多另类学生认为张是“战犯”，应按“战犯”处决。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偷偷给予张一些慰藉和温情。未久，南开校庆，已是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南开中学不许他跨进大门，而南开大学也只允许他在校庆后的小型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再也没有抗战初起时“因此挫折而愈奋励”的神勇之气了。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释（2）
张氏去世不久，随着思想改造运动展开，南开大学各院系便展开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兴办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对张伯苓全面否定。1979年南开大学六十年校庆，出了一个小纪念册，竟无张伯苓名字。直到1986年南开大学出了一个简介小册子，才有张的名字与一张小照。其原因或如张的学生、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所言：“是张氏创办南开及他的功绩，即后人亦不能抑没也。”（载台北《中央日报》1987年4月6日）
＇17＇《胡适日记》影印本9月24日条，转引《重寻胡适的历程》，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20＇1960年6月2日胡适与胡颂平谈话，载《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1961年，胡适因病入台湾大学医院。12月10日，胡与前来照料的秘书胡颂平因其他的文章谈到了当年赠陈光甫的诗。胡说：“那是1938年做的。那时中日战争发生一年多，我和陈光甫两人在美国华盛顿替国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贷）。我有一张照片。光甫说：你在照片上写几个字纪念吧！我就写了这四句诗。一直到了1947年在南京选举‘总统’那年，陈孝威要我写字，我因为这首诗只有24个字，就写了给他。这是完全对抗战发生而写的。陈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发表了。当时有人把这首作为过河卒子‘胡适卖身给蒋介石’的话，大大的攻击我。这首诗变成我最出名的诗了。现在《征信新闻》，又误把它作为1948年在北平出来后做的诗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氏所说的“有人”，不能说单指郭沫若，但至少是包括郭氏在内的。
＇22＇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23＇李长之《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载《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4＇《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胡适对罗尔纲的栽培，可谓充满了挚诚并付出了心血，但胡适从不以此沾沾自喜或居功自傲，正如他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所说：“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罗）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学习漏洞，就会闹笑话。”胡氏的提醒，应该说不仅是对罗尔纲一人。“不苟且”三个字，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谈何容易。几年和十几年后，学界那些“我的朋友”知识分子，在经过三番五次的“洗澡”后，几乎全面倒伏，一个个走上了“苟且”之路。在这条路上所发生的不只是“漏洞”和“笑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叹息与悲怆情怀，即便如罗尔纲这样一个平生以“不苟且”自励的学者，面对胡思杜的公开声明和胡适的朋友、学生与亲人纷纷与之划分界线的新的大背景下，也产生了“苟且”的念头并且“有所为”。可以说，罗尔纲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有违“不苟且”的师教的，而在过后的回忆文章中仍作如是言，颇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当然，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要做到“不苟且”是大不易的。这个“大不易”绝不逊色于胡适所说的“抗战不易”。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欲“苟且”尚且不易，何况“不苟且”乎？诚如史家唐德刚言：“个人的行为原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社会行为的整体中，只是随波逐流，奚足臧否？”（《胡适自述》第8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释（3）
＇25、26、27、28、29、30、31＇《师门五年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32＇《师门五年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据该书附1958年12月7日胡适写的“后记”，说：“尔纲这本自传是1945年修改了交给卢吉忱的。后来吉忱要我写一篇短序，我的序是1948年8月才写的。可能是我的序把这书的付印耽误了。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