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i,ii,iii》第1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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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徐氏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棒喝道：“中国印度文化，在万分中，有一分好的没有呢？胡博士几次代表我们政府出席国际学术性的会议，假定有一分好的，胡博士何妨便讲那一分，以顾点国家的体面，并增进西方友人一点知见，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假定连一分好的也没有，则胡博士何必顶着中国的招牌去出席呢？因为你虽然在洋人面前骂自己的文化骂得爽心快意，但洋人依然认为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骂尽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外国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个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同时，这次参加亚东科教会的，只是与印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客人；七十一岁的老人，何以不懂事到既居于地主的地位，竟无知无识的骂起客人的祖宗来了？……据我的观察，那是有不得已的隐衷的。说穿了，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43＇
徐复观的进攻檄文发表之后，港台为之震动，在倒胡派一片叫好欢呼之际，也引来了拥胡派的迅速反击。1962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发表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对徐派大加讨伐。徐复观见状，遂纠集郑学稼、胡秋原等对胡适进行又一轮狂轰滥刺，同时又与“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如李敖等辈，展开了一场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港台《自由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报刊纷纷加入这场以谩骂为主调的“笔仗”之中。一时间，学坛报界硝烟四起，鸡飞狗跳，四邻为之瞩目。躺在病床上的胡适面对乱棍飞击，精神饱受刺激，但他对徐的讨伐保持了缄默，而对主动讨好示情的李敖也没有迎合。1962年1月5日，胡适的助手胡颂平对徐复观的文章作了摘录，并作了一个短评。胡颂平说：“这种谩骂的口吻，编者就没有让先生知道；因又想起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先生的信，也附录于此，可以对照看看。”徐致胡信的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谨奉上拙文录一册，内《政治与学术之间》，或者稍补民生理论在此方面之间隙。至《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一文，乃疏导汉宋之争，并作上文之具体补充，敬乞教正。此外则不值得寓目也。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
在短评中，胡颂平为胡适作了如下辩护：“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得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区区之忱。想可蒙先生谅察也。”＇44＇
胡颂平之所以摘录徐致胡的信函，除了对徐氏前后判若两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今夕何夕，“人为何物”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暂住福州街疗养。老年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万事皆休。
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给予胡适心灵慰藉的，已不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对其恩誉并隆的礼遇，更不是他追寻了大半辈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个“天外来客”神会和尚，而是入住台大医院期间的病友——梅贻琦。世人没有想到，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几十个年头，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于人生的晚年，竟有这样的机缘得以在台湾孤岛的医院里相聚，并有难得的空闲抛弃一切杂务，执手言谈，话古论今，忆往事，思未来，以淡泊、宁静的心境参悟现实人生，并相互抚慰着对方心灵的悲伤与苦痛。如此人生际遇，实在是胡、梅二人预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于梅贻琦不善张扬和沉闷寡言的禀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梅氏于奔往“田横之岛”的路途中，离开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适当年的逃离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内情和谜团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并变得清晰起来，梅氏辽阔的胸襟与恪尽职守的处世风范，也才让更多的国人仰慕追思，永怀缱绻。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1）
＇1＇《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6期。
＇2＇郭沫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的开幕词》，转引李权兴《胡适与唐山》，载“学说连线”网站2008年11月5日）。
＇3＇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4＇《胡适之先生的几封信》，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5＇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术界开始反思批胡运动并重新评价胡适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贡献，如当年批胡的干将蔡尚思说：“解放后批胡适，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书。有的连他对白话文的贡献也否定。我也写了一篇，顾颉刚也写了一篇，这个是事实，‘左’了。”［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蔡尚思谈胡适》（1982年4月12日上午于复旦大学蔡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6＇要说沈从文所言胡适不敢搞中国文化史似符合事实，因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书旧籍加上西洋的观念来叙述一番，但物质就没有那么容易，特别远古与上古时代的物质文化，到了胡适时代非依赖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适对考古和古文字则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样的文化史确是胡适很难胜任的。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迟迟没有写出来，确有其事并曾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遭到胡适对立面的嘲讽。由北京大学转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黄侃老夫子，在课堂上谈到胡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尽管有这样的误解与讽刺，但成为“太监”的真正的原因，自是与胡适社会活动太多没有写作时间有关，绝非沈从文说的被冯友兰吓倒。与此相反的是，胡适压根就没把冯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恶评。1930年，冯友兰把新创作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寄赠胡适请教，胡于3月20日回信说：“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杜春和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很显然，这是胡适所说的面子话，他对冯的著作压根就没有看上，证据可从1950年1月5日胡适日记中找到：“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几年后的1955年1月24日，胡适又在日记中谈到冯友兰：“旧历乙未元旦。……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美国历史评论》＇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DerkBodde）＇德克·博德译＇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正统派’观点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但此书分两篇，上篇必须以孔子开始，力主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下篇必须叫做‘经学时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个日记当是胡的内心真实写照，如果对冯著有所敬仰，想来是不会在私下作如是说的。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2）
＇7＇《访问沈从文同志记录》，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