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自由》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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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废止工钱制度,我们要实行社会革命,便是要废止筋肉劳动与头脑劳动中间的区别;如此,则劳动便不会再是命运的诅咒了;它将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而成为:人的全部才能之自由的行使。
而且现在应该把那假定优等的劳动只能在工钱制度的鞭子下面产生的传说加以严格的分析了。
我们不必去参观什么特殊的模范工厂和制造场,只要到那些普通的工厂里去看一下,就足以看出那种成了近代工业特征的人类精力之巨大耗费。例如有一个组织多少合理化的工厂,同时就有一百以上的工厂把人的劳力任意浪费掉,而其真正的动机也不外是每天替雇主多挣几镑金钱罢了。
在这里你又会看见许多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终日坐在板凳上,胸部陷入,象患着热病那样地摇着他们的头和身体,又象魔术家那样快地挽系那些织花边机上剩下的废物——不值价的棉丝断节的两端。象这样摇摇战栗的身体能够生出怎样的子孙贡献给社会呢?雇主们却要说:“但是他们在我的工厂里所占的位置很小,每天不过替我赚了六便士的净利。”
在伦敦的某大工厂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因为常常把放着火柴的木盘顶在头上从这间屋搬到那间屋去的缘故,在十七岁便秃头的女子,其实把火柴搬到桌上去的工作,一架最简单的机器便可以做了。然而“没有特别技能的妇女的劳动并不值钱,为什么还要用机器呢?假使这些女工不能再做下去,我们还可以另外雇用一些来代替,因为在街上这类女子多得很”。
在一个结冰的晚上,你可以看见一个赤足的小孩挟着一束报纸睡在一所大厦门前的石阶上——因为童工是如此价廉,雇用的人便也很多;这个小孩每晚沿街卖报,卖得十个便士,他只能够得到一便士或一便士半。而在所有的大城市中,你又会看见许多强壮的男子在街头彷徨,他们已经失业数月了;同时他们的女儿在机织工场里过度炎热的蒸汽中,渐渐失去了脸上的血色;他们的儿子或则提着鞋油瓶在街中替人擦鞋,或则呆立在街角,向过往的人乞讨一两个便士,或则把应该用来学习一种技能的光阴耗费去替卖小菜的人提篮子,到了十八岁或二十岁就变成了永远的失业者。
从旧金山到莫斯科,或者从那不勒斯到斯德哥尔摩,情形都是一样。人类精力的浪费,便是近代工业的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至于商业上的浪费,比较更大得多,这是不用说的。
把经济学这个名称,给与在工钱制度下面浪费人类精力的学问,这是何等可悲的讽刺!
还有呢,假使你去和一个组织很完备的工厂的管理人谈谈,他便会直率地向你说,现在要得到一个熟练、勤勉、热心的专心作工的工人很不容易。“假使每星期一来求工作的二三十个人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人,纵然是在我们要裁人的时候,我们也决定雇用他。我们一见这样的人便知道的,我们一定要雇用他,纵使第二天就不得不把一个年纪较大,工作较不勤快的工人开除,我们也情愿。”而那些已经接到解雇通告的,和那些明天就要接到这通告的工人便只有跑进资本的预备兵大队(即失业的工人)里去,这些人仅仅在工作很多或者发生罢工潮雇主抵抗罢工工人的时候,才能够在织机或工作台旁边作工。至于那些因厂内的工作减少被上等工厂辞退出来的普通的工人,他们也会加入这群老朽和不勤快的工人的可怖的队伍,到二等工厂里去做工,这些二等工厂就靠着用谲诈欺骗的方法对付购买者(特别是远方国家的购买者),来赚钱维持。
假使你又去同工人们谈谈,你一定会明白工厂里的通例是——永不要你尽你的能力做去。“下等工钱——下等工作。”这便是工人初进这样的工厂时,他的同伴给他的忠告。
因为劳动者都知道,假使他们起了好心,依着雇主的愿望努力劳动,增加物品的产量,以适应大批急迫的定货,那么,这种辛苦的劳动便会成为将来工资表的标准了。所以在这一类的工厂里,他们决不愿意尽力去生产。在有些工业里,人们为着维持高的价格起见,故意限制着生产额,有时还有一种口号,“狡猾地去干”,这就是说,“工钱少,工作坏”。
工钱的劳动便是奴隶的劳动罢;这样的劳动并不能够,而且也不可以生产出它所能生产的。现在正应该把以为工钱制度是生产的劳动之最好的奖励的那种传说抛弃了。如果论到现在的工业比我们祖父时代的工业,在生产上增加了几百倍,这是由于前世纪末叶物理化学的突然发达;不但不是靠着工钱制度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力量,而且还是与这组织完全无关的。

那些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决不能否认共产制度的利益,不过他们认为这个共产制度应该是完全自由的,换句话说,是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知道受着金钱的报酬的劳动,甚或就在“劳动券”的假面目之下(由国家付给它所支配的劳动团体的),也仍旧保存着工钱制度的特质及其弊害。他们承认纵使社会占有了生产机关,全个组织不久也会受到工钱制度的害。他们更承认:要是对于所有儿童实施一种“完全的”教育,保持着文明社会的勤劳的习惯,而且让各人有选择和变更职业的自由,使大家都看见同等的人为了万人的安乐所从事的工作的引诱力,那么一个共产的社会中是不会缺乏生产者的,反而这些生产者立刻会使土地的生产力增加到三倍乃至十倍以上,并且给工业以一个新的刺激。
这个,反对我们的人也同意的。他们却又说:“但是危险是要从那些少数的懒惰者方面来的,他们即使在那种使劳动成为愉快的优良的情形下面,也不肯劳动,而且也不会有正规的劳动习惯。如今因为有饥饿的恐慌,所以无论谁,即使是最倔强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人一起动作。迟到的人便要被斥退。然而一只黑羊可以染污全体的羊群,二三个怠惰者和倔强者就足以诱惑他人,惹起工场里的混乱与反叛的精神,使得工作成为不可能;所以结果我们不得不恢复原来的强制制度,强迫那些倔强的罪魁与他人同样工作。那么,以工作的成绩为标准而付给工钱的制度,岂不是既不伤害劳动者独立的感情,又可以行使强制的唯一方法吗?所有其他的手段多少总带有由强权来不断干涉的意味,这是自由的人所极憎厌的。”我们相信这个反对论的真义便是如此。
我们第一便要认清这样的反对论是属于拥护国家、刑法、裁判官、狱吏一方面的。
强权论者说:“只要还有极少数的人不服从社会的习惯,我们便不得不保存行政官、法庭、监狱等等,纵然这些制度已经成了一切新弊害的根源,也是无法的事。”
所以我们只能够重述着我们关于强权本身屡次说过的话:“你们要避免一种弊害,却把一种更大的弊害用来做避免的方法,而且这个弊害就是你所要补救的那些弊害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你们是早已知道的了。你们不要忘记创造出现时资本主义制度的,便是工钱制度,即不出卖劳力便不能生活的事。”而且此种强权论者的论法,不过是诡辩地替现制度的罪恶作辩护。工钱制度并不是为着要除去共产主义的弊害而创设的;它的起源和国家,私有财产的起源相同,是从别处来的。这是从被武力强迫实施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生出来的,不过穿上近代的服装罢了。因此,拥护工钱制度的议论,和替国家与私有财产辩护的议论一样,都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我们仍还想把这个反对论考察一下,看看里面究竟有没有真理。
第一,一个依照自由劳动的原理而建设的社会,假使遇到懒惰的人,是不是用不着象现在有的那种强权的组织和工钱制度,也能够维持下去吗?
例如有一个为着某种特殊企业组织起来的志愿者的团体,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个企业会得到成功,他们一心一意地劳动着,然而其中有一个人,他却常常缺席,不尽他的责任。难道因为他一个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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