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自由》第39章

例如有一个为着某种特殊企业组织起来的志愿者的团体，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个企业会得到成功，他们一心一意地劳动着，然而其中有一个人，他却常常缺席，不尽他的责任。难道因为他一个人的缘故，便必须把这团体解散吗？或者选举出一个会长来课以罚金吗？再不然，制造出惩罚的条例吗？其实，显然用不着这样做，只有在某一天这个使企业陷于危险地位的朋友会受到劝告：“朋友，我们很愿意和你在一起做工；可是你时常放弃你的责任，你又荒废了你的工作，我们现在不能不和你分离了。去罢，去找那些对你这种行为觉得不要紧的同伴罢。”
这是极其自然的方法，各处都在实行，即便在如今所有的工业里，这个方法和罚金、扣薪、监督等制度还同时流行，甚或彼此竞争着；一个工人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到工厂里去，然而假使他的工作做得不好，他又有懒惰的习惯和其他的缺点足以妨害他的同伴工作，假使他是爱吵闹的，那么，就只有最后一个手段：他必须要离开这个工厂。
强权论者认为在工厂里使得工作有规则而且品质优良的人，便是万能的雇主和监工，实则，在每个稍为复杂的企业中，在一件生产品完成以前必须经过多数人的手，那个使工作优良的人，便是工厂本身，换句话说，即是全体工人。因此在英国私人工业的工厂中，所谓监工那样的人实在很少，平均比法国工场中监工的数目少得多，而且比英国国有工厂里的也更少。
维持公共道德的某一种标准，也用这样的方法。强权论者说这是靠乡丁、裁判官、警察等的力量，而实际上公德的维持，和乡丁、裁判官、警察等并没有什么关系。有人在很久以前就这样说过了：“法律多，罪人多。”
不仅在工业制造所里事情的进行是向着这方面的；其实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事实大都是如此，只有那些书呆子，才是没有注意到。要是一个和其他铁路公司联合的某铁路公司不能履行它的契约，让火车耽误了时间，使货物凌乱地堆在车站上，其他的公司便会以解除此种契约来威胁，这种威胁常常是有效果的。
一般人都相信，至少赞成国家的一派是这样相信的，商业上的契约之所以被遵守履行，全是因为惧怕法律的缘故。但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十分之九不守信约的商人都不会到裁判官面前去受审判的。象伦敦那样的商业最繁盛的地方，万一有债权者提起诉讼的事，大多数的商人就会完全拒绝和那个强迫他们中间的一个发生诉讼的人进行任何交易。
既是这样，那么在工厂里的工人，商业中的商人，以及运输组织中的铁路公司中间，现在所通行的方法，为什么又不能用于以志愿的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呢？
例如有一个团体，它的各个会员约好履行下面的条约：“我们共同承认凡是我们的房屋、粮食、街道、运输机关、学校、博物馆等等，你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你从二十岁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这二三十年间，每天应该拿出四五小时来做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你自己去选择你所愿意加入的生产集团，或者另组织新的集团，但以从事必需的生产为限。其余的时间你可以用来和你所喜欢的人共同从事于娱乐、艺术、科学，总之，依着你自己的趣味的倾向去做就是了。
“我们所求于你的，不过是一年中间在从事衣食住的生产集团中劳动，或者在公众卫生，运输等机关中服务一千二百小时乃至一千五百小时。我们对于这些劳动的报酬，便是你可以自由使用这些集团所已生产或将生产的东西。然而倘使属于我们联合的几千个团体都不容纳你（不管动机如何）；倘使你绝对不能生产有用的物品，或者你不肯去做，那么，你就象孤独的人或废人那样地过日子罢。倘使我们是异常富裕的，能够以生活必需品给你的时候，我们也很高兴给你的。你是一个人，你也有生活的权利。然而你如果要在特殊的条件之下生活，离开人民的队伍，那么，你在和别的公民间的日常关系上，一定会受到苦恼。如果不是你的朋友们发见你的才能，亲切地替你去做必要的劳动，解除你对于社会的一切道德的义务，那么你就会被人视为中产阶级社会的鬼魂。
“最后，假使你不喜欢这个，你就去罢，你到这个广大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去找别的条件，找别的同志，和他们一起根据新的原理组织起来。我们却还是喜欢我们自己的东西。”
假使共产社会里懒人太多，这便是在那个社会里去掉懒人的方法。
Ⅳ
我们不相信在真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中，会有担心这样的事故的必要。
其实，不管资本私有权怎样鼓励懒惰，事实上没有病而真正懒惰的人却是比较的少。
工人们常说资产阶级是懒惰者。自然在这些人中间懒惰者确实是很多的，不过他们也是例外。反而在各个制造工业中我们常常看见几个异常勤勉的资产阶级的人。诚然资产阶级的多数凭借着特权地位的利益，安排他们自己去做劳苦最少的工作，而且他们要在空气、食物等等合于卫生的条件下面工作，所以他们做起事来不会感到多大的疲乏。然而这些工作的条件，正是我们认为所有的劳动者应该没有例外地享受的。
我们还应该说，有钱的人靠着他们的特权地位只去做无益的事，或者有害于社会的事。不过阁员、局长、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等每天也不得不做几小时他们自己多少有点讨厌的工作，虽然他们中间谁都不喜欢这些义务工作，宁愿享受他们的闲暇时间。倘使这种工作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他们也是一样地感到厌倦。然而正因为资产阶级用过大的精力来防卫他们的特权地位，甚至来做有害的事（有意或无意的），所以他们才能够打倒地主的贵族，而得长久支配民众。假使他们是懒惰者，他们早就不能够存在了，象古代贵族那样地消灭了。所以在将来那个只要求他们每人每日作四五小时的愉快有益而且合于卫生的工作的新社会中，他们一定会好好地劳动，而且他们也不能让现在劳动者所享受的可怕的条件继续存在，而不加以改良。假使象赫胥黎①那样的人，只要跑到伦敦沟渠里作了五小时的工，他一定会发见把这沟渠弄得象他自己的生理学实验室那样卫生的方法。
①指thomashuxley（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译者
至于说大多数劳动者的懒惰，只有那些卑俗的经济学家和慈善家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胡话。
你如果去问一个聪明的制造家，他一定会告诉你说，要是工人只知道懒惰，那么所有的工厂都只得关门了，无论什么严酷的手段和侦察的制度也是不中用的。你该记得1887年几个煽动者用“狡猾地去干”主义——“工钱少，工作坏！”；“马马虎虎地做就行了，不要过于劳苦，把你的能力耗责尽了”，等等来宣传的时候，英国的雇主们恐慌狼狈的情形。这些人先前还痛骂劳动者的不道德和他的工作的粗恶，这时候却大声疾呼：“他们使工人堕落，他们要毁灭工业了。”假使工人早就是懒惰者，对于他们，雇主还不断地拿着逐出工厂的话来恐吓；那么，“堕落”二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当我们说起懒惰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社会中极少数人的问题；而且在为少数人立法以前，我们先来研究懒惰的原因，岂不更好吗？任何人如果用贤明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他一定可以看见在学校里被称为懒惰者的儿童，大半是那些不懂得教师所讲授的功课的人，他们之所以不懂，实则并非由于他们的懒惰，而是教授法不良的结果。又有很多儿童因为贫穷与不合卫生的教育的缘故，得到了“脑贫血”的病，以致对于教师讲授的功课不易理解。一个对希腊语、拉丁语等等功课不用功的儿童，如果教他学习科学，在教授时一面用筋肉劳动来帮助讲授，这个学生的功课就能够做得很好。一个在数学方面愚钝的女孩，如果偶然有人把她从来不曾理解的算术初步对她详细解说一番，她也许会成为班中的第一等数学家。在工厂里懒惰的工人，如果去培植他的园地，他在天刚刚发亮时就会起来，一面眺望着初升的红日一面劳动；傍晚当一切都休息的时候，他又会到园里去工作。
有人说尘埃便是那在不适当地方的物质之谓。这个定义在现今所谓懒惰者的十分之九身上都可以适用。他们是走错了和他们的性质，才能都不适合的方向的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