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与自由》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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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georgestephenson（1780—1843），英国工程师，火车头的发明者。——译者
所谓懒惰者常常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不愿意把一生的光阴牺牲来专门做针的工作的十八分之一，或表的工作的百分之一，却想把他有的丰富的精力用在别的地方。他又是一个反叛者，他不甘为了替雇主获得无数的快乐的缘故，让自己一生都在工作台旁边过日子，同时他也知道他的雇主比他更愚笨，不幸的只是他没有生在高楼大厦中，却出生在一间破陋的屋子里面。
还有多数懒惰者之所以懒惰，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被强迫学习用以谋生的职业不大清楚了解。他们看见自己亲手做出来的物品并不完全，尽力想好好地去做，却总不成功，后来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不良的工作习惯，永远不会成功了，因此就憎恨起他们的职业来，而且因为他们又不知道别的职业，他们便憎恨起一般的劳动来。无数的劳动者和技术家都失败在这个原因上面。
反之，从年青时候便学习钢琴弹得很好，或者把刨凿、毛刷、锉子等等使得很好的人，他决不会抛弃他的钢琴、凿、锉子等等的。只要他不劳动过度，他便会觉得他的工作是愉快的，不致使他疲乏。
在这个懒惰的名称之下集起了由各种原因生出来的结果，这些对于社会并不是害恶之源，而且能够成为利益之源。象关于犯罪和人类才能的一切问题一样，人们聚集起许多事实，但彼此间并无共通点。他们说起懒惰和罪恶，却不去分析它的原因。他们只忙着处罚这些过失，而不去考究刑罚是否反能奖励“懒惰”与“犯罪”。①
①参看我的《俄法狱中记》（inrussianandfrenchprisons），1887年伦敦出版（译者按原书已绝版，译文即中译本全集第二卷）。——著者
所以自由社会如果看见了其中懒惰者数目的增加，要设法阻止，它在求助于刑罚之前便会先去考察懒惰的原因。例如在那个我们先前所说的患贫血病的儿童的脑筋中，是不能够再把学问灌输进去的了，我们应该先给他吃营养品，使他的血液增多，使他的体质强壮；不要再把他的时间浪费了，带他到乡下或海边去；并不用书本，就在露天给他讲授各种学问——教几何，就测量某尖顶的距离，某树木的高度；教博物学，就采集花草或在海里捕鱼；教理科，就制造捕鱼用的小船。然而千万不要把什么古典的文句和已经死了的语言，①再装入他的脑里去。不要把他弄成一个懒惰者。
①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译者
这样的儿童是不会有秩序和正规的习惯的。所以应该使他们先在自己中间保持秩序，然后，在聪明的教师的指导下，实验室、工场以及在一定的地方以许多器具所做的工作，都会把这方法教给他们，然而千万不可让你们的学校把他们教育成混乱无秩序的。因为学校的唯一秩序便是桌子的排列整齐，而且学校在讲授教育方面真是混乱得很，它决不会引起任何人对于和谐团结的爱心，也不能教授任何人以工作的规律方法。
八百万个学生代表出八百万不同种类的才能，你们用一个教育部长为这八百万学生所制定的教授法，只不过实行一个便利一般平凡人的制度罢了。难道你们不知道么？你们的学校成了一个懒惰的大学，恰如你们的监狱是一个犯罪的大学一样。让学校自由，把你们的大学学级废掉，只靠着志愿者的讲授；你们应该从这种方法开始，不要再制造什么制止懒惰的法律了，因为这样的法律只有使懒惰者的数目愈见增加。
那么，对于那些不愿一生专门去做某物品的极小部分的劳动者，以及整年整月闷在制钉机旁边终于发生憎厌的工人，应该使他们有机会去耕种田地，斩伐树木，冒风雨，航大海，乘火车头在世界各处奔驰；但不要再强迫他们一生去伺候一架小机器，或凿螺旋钉的头，或钻缝针的眼孔。
去消灭懒惰的原因罢，而且你们也会明白真正嫌厌劳动，特别嫌厌志愿劳动的人，是极少的，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因此也没有特别为他们制定法律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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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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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产主义的工钱制度
Ⅰ
在我们看来，集产主义者的改造社会的计划犯了两重的错误。他们一面主张废止资本主义制度，一面又希望保存着代议政治和工钱制度——这两个东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至于所谓代议政治，我们已经常常说过了。在英国、法国、德国或在美国，历史留给人们的教训已经不少了，为什么那些聪明的人士（在集产主义者里面也有不少这样的人）仍还去做国会或市议会的议员呢？我们实在不能够明白。
现在议会制度正在崩溃，四面八方都起了攻击议会制度的呼声，而且一天高似一天。不仅代议制度的结果，便是它的原理，也被人攻击得没有存在的余地。然而那些号称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还可以拥护这个已经受到死刑宣告的制度呢？
议会制度是中产阶级建立来反抗王权保持自己的权利的，他们同时还用它来辩护并且扩充他们支配劳动者的势力；因此，议会制度实是中产阶级特有的制度。即便是那些拥护这种制度的人也没有认真地主张过一个国会或市议会真正就可以代表一国或一城。其中较有见识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中产阶级不过利用议会制度来建筑一道堤坝，反抗王权保护自己罢了，并不会给人民以自由的。况且现在的人民都觉悟到他们自己的真正利益，同时这利益的种类又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这个制度便格外没有用了。因此各国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努力追求各种改善的方策；但终于是徒然的。“国民投票”试行过了，然而结果是失败的；有些人又空谈着“比例的代表制”，“少数人的代表制”以及其他的“议会的乌托邦”，还是没有用处。总之，他们都是努力去找出不能实现的东西，每次总是经过新的实验后才知道失败了；于是，人民对于代议政治的信任便一天一天地消失了。
就工钱制度而论，也是一样的；因为既然人们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又怎样能够维持着工钱制度呢？然而集产主义者却要这样做，他们拿“劳动券”来做集产主义的大雇主（即国家）报酬劳动的方法。
从罗伯特·欧文的时代起，英国的初期社会主义者采用“劳动券”制度，这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他们不过企图使资本与劳动协调而已，他们排斥那个主张用革命的行动来夺取资本家的财产的思想。
蒲鲁东后来也抱着这同样的思想，其原因也是容易明白的。在他的互依主义的制度里，他努力想减少资本的害毒，并不管私有财产的存废；私有财产是他平日极其厌恶的东西，然而他相信要保护个人反抗国家，私有财产却又是必要的了。
还有那些多少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经济学家赞成“劳动券”，也是无足怪的。至于把“劳动券”作为工钱付给劳动者，或者把印有帝国元首或民主国首领的肖像的钱币付给劳动者，他们都视为无关重要的。他们只想保存着房屋、土地、工厂等等的私有制；——至少也得保存着房屋和制造上所必需的资本的私有制，而“劳动券”恰好适应着保存私有财产的目的。
只要“劳动券”能够与珠玉车马等交换的时候，那么，有房屋的财主也会愿意把它们当作房租收进。只要房屋、田地、工厂等等属于私人，那么就会有许多劳动者为着求得财主们允许在他们的田地上或工厂中做工，或在他们的房屋里居住，便不得不付租钱给他们；不管是“劳动券”也好，或钱币也好，但总是租钱。只要向劳动者索取租钱的制度仍旧存在，而且这种索取租钱的权利仍还留在财主的手里，那么，财主们也愿意接受金钱、纸币以及可以与各种货物交换的支票。然而当我们承认房屋、田地、工厂不应再归私人占有，而应该成为公共的财产时，那么怎样还可以拥护这个工资的新形式——“劳动券”呢？
Ⅱ
我们现在且来详细考察现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集产主义者所倡导的劳动报酬的制度。①
①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现在还自称为集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