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归线》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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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能想象出他会说这种话！我自己却不清楚他怎么看待我，至少我本人显然纯粹只是一个观念，一个不吃食物生存下来的观念。鲍里斯向来不大重视吃饭问题，他企图用观念养活我，每一件事情都是观念，然而，当他打主意要把公寓租出去时却不忘在卫生间里放一只新脸盆。总之，他不想叫我死在他手上。他写道，“你必须做我的生命，直到最后。这是你可以接受我对你的看法的唯一办法。如你所见，因为你同某件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一道捆在我身上了，我想我永远也摆脱不了你，也不希望这样做。我死了，但我想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兴旺。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向别人谈起你时总有点羞愧，这样熟悉地谈论自己总是不容易的。”
也许你会以为他迫不急待地要见我，希望了解我正在做什么。错了，他在信中连一行也不曾提及具体的或个人的事情，除了这一番有关生死的话，除了这一小段战壕中写就的话，这一小股向每个人宣告战争仍在继续的毒气。有时我自问为什么被我吸引的人都是精神错乱的人、神经衰弱的人、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尤其是犹太人。一个健康的非犹太人身上准有某种叫犹太人激动的东西，就像他看到发酸的黑面包一样。比如说莫尔多夫，据鲍里斯和克朗斯塔特说，他自封为上帝了，这条小毒蛇毫无疑问在恨我，可他又离不开我。他定期跑来叫我侮辱一顿，对于他这像吃补药一样。起初我对他确实十分宽宏大度，不管怎样他在付钱叫我听他说。尽管我从未显出很同情的样子，我却明白涉及到一顿饭和一点儿零花钱时要免开尊口。
过了不久，我发现他竟是这样一个受虐狂，于是便时时当面嘲弄他。这就像用鞭子抽他，使悲哀和忧伤伴着新迸发的活力一起涌泻了。也许我们之间一切都会和谐的，若不是他觉得保护塔尼亚是他的职责。塔尼亚是犹太人，这引出一个道德问题。他要我忠于克劳德，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个女人我还是一往情深的。
他有时还给我钱，叫我去跟她睡觉，直到他领悟到我只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色鬼为止。
我提到塔尼亚是因为她刚从俄国回来，几天以前才回来。西尔维斯特仍留在后面去钻营一份工作，他已完全放弃了文学，又投身于那个新的乌托邦了。塔尼亚要我同她一起回去，最好回到克里米亚，去开始新的生活。那天我们在卡尔的房间里大喝了一气酒，商量这件事的可能性。我想知道到了那儿我做什么谋生，比方说，能不能干校对员。塔尼亚说我不必担心干什么，只要我真心愿意去他们会替我找到一份工作的。我想显出热心的样子，结果却显得悲戚戚的。在俄国，人们可不想看到哭丧的脸，他们要你快活、热情、轻松、乐观，听起来那儿同美国一样。可我天生就缺乏这份热情，当然我没有对她说，可我暗自希望他们扔下我，让我回到自己的小职位上去，呆在那儿，直到战争爆发。这一套关于俄国的骗局略略使我有些不安，塔尼亚为此却很动感情，因而我们几个喝光了十几瓶便宜的红葡萄酒。卡尔像蟑螂一样蹦来蹦去，他身上的犹太血统足以使他因为俄国这样一个念头而欣喜若狂。除了叫我们结婚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立即结婚。他说，“结婚吧！你们不会损失什么！”然后他假装要去办一件小事，好叫我俩来个速战速决。塔尼亚也想干，可是俄国的事已牢牢地移植在她脑子里了，她便在对我唠叨中浪费完了这段时间，她的话使我有点恼火和不安。可我们必须考虑吃饭、去办公室了，于是我们在埃德加一基内林荫道上挤进一部出租车飞速驶走了，这儿距公墓很近。这时正是坐在敞篷汽车上穿过巴黎的好时辰，葡萄酒在肚子里翻来滚去更叫人觉得格外痛快。卡尔坐在我们对面的折叠座位上，脸红得像一棵甜菜。这个可怜的狗东西倒挺快活，想到他将在欧洲另一边过一种美妙的新生活了，同时他也有点儿怅然，这我看得出来。他并不真想离开巴黎，正如我也不想离开一样。巴黎对他并不好，同样，它对我、对任何人都不好，可是当你在这儿饱经磨难之后仍是巴黎使你留连忘返，你可以说它掌握住你了。它像一个害相思病的婊子，宁愿死也要拽着你。我看得出，他就是这样看待巴黎的。过塞纳河时他咧着嘴傻笑，四下里望望建筑物和塑像，仿佛是在梦中看到它们。对于我这也像一场梦，我把手伸进塔尼亚的胸口，拼命捏她的奶头，我留意到桥下的流水和驳船，还有圣母院，正像明信片上画的。我醉醺醺地自忖一个女人就是这样被奸污的，不过我仍很滑头，知道拿俄国、天堂或天下任何东西换我脑子里这些乱糟糟的念头我都不会换的。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独自在胡思乱想，很快我们就要把很多吃的塞进肚子，还有额外叫的一切好吃的、一些会淹没去俄国这件事情的上好浓甜酒。有了塔尼亚这样一个充满朝气的女人，他们一旦想到什么才不会管你怎样呢。放手让他们干，他们会在出租车上就扯下你的裤子。不过穿过街上来往的车辆还是很妙的，我们脸上涂着胭脂，肚子里的酒像阴沟一样发出汩汩的响声，尤其在我们猛地拐入拉菲特街之后。这条街的宽度恰好能容纳街尾那所小殿堂，上面是耶稣圣心，一座有外国情调、乱七八糟的建筑，这也是穿越你的醉酒状态、丢下你无助地在过去的日子里游泳的清晰明白的法国观念，这就是叫你在完全清醒而又不刺激神经的飘忽不定的梦幻中游泳。
塔尼亚回来了、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关于俄国的醉话、夜晚步行回家、盛夏的巴黎——生活似乎又昂起头来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鲍里斯寄来的那类信令我觉得十分荒诞的原因。我几乎每天都在五点左右同塔尼亚会面，跟她一起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她把这种酒叫作波尔图葡萄酒。我让她带我去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去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时髦酒吧，那儿的爵士乐声和姑娘低声吟唱声仿佛渗透进桃花心木的家具里去了。即使是去上厕所，这软绵绵的伤感旋律也在身边索绕，它通过排气扇飘进厕所，使生活变成虚幻，变成彩虹色的泡沫。不知是因为西尔维斯特不在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塔尼亚现在觉得自由了，她的一举一动简直像天使一样。有一天她说，“我走之前你对我很不像样。你干吗要那样做？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对吗？”我们在柔和的灯光照射下，在渗透那个地方的软绵绵餐室音乐声中变得易动感情了。快要到去上班的时间了，我们还没有吃饭，支票簿存根摊在我们面前——六法郎、四个半法郎、七法郎、两个半法郎——我机械地数着，同时在想自己会不会更乐意去当一个酒吧招待员。常常是这样——塔尼亚跟我说话，当她滔滔不绝地谈到俄国、未来、爱情这一类废话时，我会想到最不相干的事情上去，想到擦皮鞋、当厕所服务员。我尤其想到这个，因为她拉我去的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我从来不曾悟到我去的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我从来不曾悟到我会非常理智，也许会老、会驼背……不，我始终在想，未来不管怎样合情合理仍会处在这种环境中，同样的乐曲会灌进我脑子，酒杯碰在一起，每一个形状姣好的屁股后面会放出一道一码宽的香气，足以驱散生活中发出的臭气，甚至楼下厕所里的臭气。
奇怪的是这个想法从未阻止我同塔尼亚踊跳到这些时髦酒吧里去。离开她当然是容易的，我常常领她来到办公室附近一所教堂的门廊上。我们站在黑暗中最后拥抱一回，她对我低声道，“老天，现在我该干什么？”她希望我扔掉工作，这样就可以白天黑夜都同她做爱。她甚至不再去理会俄国了，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行。可是我一离开她头脑就清醒了。从旋转门里进去后我听到的是另一种音乐，不那么缠绵，不过也很好听。香气也成了另外一种，不止一码宽，却无处不在，像是汗味和机器散发出的薄荷味。进门时我通常都喝得大醉，一进来便好像突然来到了海拔低的地方。我一般是一进来便直奔厕所，它使我振作起来。厕所里凉快些，要不就是流水声造成了这种错觉，厕所始终是一种冷灌洗疗法，而且是真正的。进去之前你必须经过一排正在脱衣服的法国人。哼！这些魔鬼身上发出了臭味，为此他们还拿高薪呢。他们站在那儿，脱掉了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