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19章

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有一新的提法，说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们还搞不清楚这个提法的真实含义，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揭开谜底。但文件中认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说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逼供信，并说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这些，却对“四清”运动起了纠偏的作用，政策显得宽松得多了。不久，大多数干部都洗手洗澡，下得楼来，重新领导生产。我们工作队员则一面整理结案材料，一面参加农村的日常劳动。
整理材料之类的文字工作，当然要偏劳大学师生。这工作并不像挖掘材料那么难弄，本身并不复杂，但在某些政策界限上，却也很难把握。我们所在的大队，原先办有一家小工厂，颇有效益。做工当然属于体力劳动，这不成问题，但办工厂还得有采购和销售这两头，属于流通领域，难免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了。再加上负责采购和销售的人，是富农家庭出身，这就牵涉到阶级路线的问题了。大队干部的理由是：这个人出身成分虽然不好，搞营销却很有路道，能帮队里赚钱，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好的。但在当时是阶级路线高于一切，这理由当然不能成立。好在大队干部还够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档次，只能算是阶级路线不清的错误，至于队办企业，也就早早收摊了。此外，将自留地上的产品上市销售，多养家畜家禽变卖等等，是否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都很讨论了一阵子。可见，社办企业、商品经济，在上海郊区早就出现了，只是在历次运动中被硬压下去罢了。
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生活上随之遇到新的麻烦。奉贤地处辟野，农村多蛇，我们在冬天平整坟地时，就常常挖出一团一团纠结在一起的白花蛇，当时天冷，蛇类不大能活动，几铁搭下来，都被农民打死了，等到惊蛰之后，这些爬虫就出动了。有些同学在埋头整理材料时，蛇会游到他的身边来，有位女同学放下笔站起身来，一脚踩在蛇身上，吓得大叫。我自己有一次在农民的饭桌上整理材料，抬起头来想对窗远视，调节一下眼神，却看见一条花蛇从窗框上倒挂下来，正昂着头在对视我。我忙闪身躲开，想找把铁搭来打，它却很快游走，转眼间就游到宅边水浜里去了。
家里都有蛇，田野里的蛇就更多了。平时走在路上，走在水渠边，经常有蛇出没其间。有时与农民一起撑船到镇上去，水边的树梢上都会有蛇倒挂下来，很是可怕。好在有农民在一起，他们习惯了，也有办法对付。但晚上单独出来开会或串门时，就有点危险了。我们许多人都买了季德胜蛇药带在身边，以防万一。
蛇，还有药可防，而血吸虫就防不胜防了。
奉贤当时还是血吸虫害地区，而农民的生活习惯却又很不讲卫生。那里地处海边，地下水位很高，打井应是容易之事，但农村里水井却很少，即使有几口井，也不大去用，而一律用水浜里的水。他们每家都搭有一个水埠，洗菜、淘米、洗衣、刷马桶，都在这个埠头里，烧饭、洗碗的水也在这里打，一不留心，就会把水底的脏东西翻上来，其污染情况可想而知。而为了节省柴禾，他们经常食用的咸菜，并不烧熟，只在水浜里洗一下，切出来就生吃，更是令人疑心。但根据下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原则，我们只能跟着吃，不能提出改进的意见，更不能另起炉灶，所以一直是硬着头皮坚持下来。开春之后，市里要在这里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除了调动人力消灭钉螺之外，还动员各村各户打扫卫生，规定在每个自然村都要有水井，要求食用井水，与浜里的洗用水分开。既然是领导要求，我们就可积极贯彻了。但农民们长期形成的习惯，要改也难，总是嫌打井水麻烦。我们在时，还可督促一下，听说我们走后，很快就恢复原状了。
我们的大队离海边很近，我到金丝娘桥外调时，汽车是沿着海边开的，一路风景着实令人陶醉。但平时我们谁也不敢到海边去欣赏美景，生怕被批为小资情调，在当时，那正是需要改造和克服的东西。但临结束的前两天，我们实在经不住诱惑，几个师生还是相约到海边去玩了一次，开始是在海边散步，后来大家索性脱了鞋袜，赤脚走到海水里，放松地玩了半天，觉得颇为尽兴。看来这半年多的农村阶级斗争教育，并没有把我们原来的生活情调改掉，可见思想改造之难。好在马上就要开拔回校，领导上也来不及对我们进行批评帮助。回校之后，略事休事，许多人又奔赴新的地方进行第二期“四清”运动了。
不称职的秘书
第二期大“四清”，我被派到宝山县罗店公社金星大队。因为有了第一期“四清”的经验，而且《二十三条》下达后，在政策上也有所调整，所以就不搞得那么神秘兮兮的了，与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也不处于对立地位，我与一位学生还被安排到一个会计家吃饭。
不过这次我没有下生产队，而是留在大队部做秘书，与一位本系学生一起，负责整理材料、写汇报、写总结。金星大队是复旦党委副书记郑子文蹲点的地方，工作组长又是复旦校长办公室主任，他本人就是秘书出身，所以对材料工作要求特别高，有用的、没用的材料搞了一大堆，说是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等到领导要时来不及准备。
我与那位同学搞了几个星期下来，觉得这些材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并不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我们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于是就向组长建议，写材料也要精兵简政。但组长很不以为然，仍旧坚持他的烦琐哲学。那时正在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倒是学得很认真，而且联系实际，觉得他写的那些战争总结和作战方针，很是简洁明了，没有废话套话，非常实在。我们也学着他的方法写，把诸如“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二十三条》精神的指引下”之类的套话，以及从《人民日报》社论上抄下来的那些泛论，一概弃之不用，只写几条实在的东西，倒是颇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但组长看了，皱皱眉头，把它给否定掉了，他还是相信那种充满废话套话的程式化的总结报告。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就摘抄了《毛选》第四卷《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的一段语录，作为抗争的武器。这段语录说的是：
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我极为欣赏这段语录所表达的几层意思：一是写报告要由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二是报告中要写出本地区所存在的问题和倾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言不及义；三是写报告必须内容扼要，文字简练，而且还规定了字数，以千字为限，这就可以杜绝许多套话、空话。我们把这段语录放在工作组长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哪怕有一场争论也好。但这个期待却落空了。虽然当时已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到各项工作的首位，但领导人其实并不认真对待，只是把这种号召当作套话来讲，口头上是每会必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实际上做的是表面文章。他们所看重的还是顶头上司的要求，所遵循的则是官场上习惯性的工作程序。我们的组长修养极好，看了这张语录，只是对我们笑笑，表示知道了，既不接受意见，也不反驳，还是照老样子布置我们做些他认为要做、而其实是无用的文字工作，使你简直无可奈何。
不久，郑子文来抓阶段总结报告了。为此，我查阅了本大队所有下属生产队的材料，而且还到各生产队去实地调查，非常认真地写出一份报告。可是郑子文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