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20章

不久，郑子文来抓阶段总结报告了。为此，我查阅了本大队所有下属生产队的材料，而且还到各生产队去实地调查，非常认真地写出一份报告。可是郑子文看后，却全盘加以否定，因为不合上面的精神。我说，我是经过调查研究，根据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写的；他说，写总结报告要按照上面的精神来写，不能自己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于是，他按照他所理解的上级精神，口授了一个提纲，叫我重写。但等到我按照他的提纲，重新写成总结报告之后，却又被他否定掉。不过郑子文总还算是讲道理的，不像搞小“四清”时那位总支委员那样蛮横，自己不通知我编写材料的要求有所改变，却指责我为什么不按照改变了的要求去编写材料。郑子文则说：“照我上次所提的要求看，你这个总结报告是写得可以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西光同志在西渡蹲点的总结出来了，我们得按照西光同志总结的几个问题来写。”我说：“杨西光同志蹲点的西渡公社在奉贤，情况与我们罗店并不一样，我们怎么可以拿来套用呢？”郑子文很不耐烦地说：“西光同志是我们全市“四清”工作队的负责人，不照他的精神办怎么行！”随手将一张上海社教运动简报丢给我，上面登有西渡公社的总结报告。我自然只有照办。依样画葫芦其实是很简单的工作，但这样画出来的总结报告有什么用呢，从中能看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吗？原来各地的情况汇报和总结报告，都是这样套用领导蹲点地方的经验写的，也就是说，是迎合上意写出来的，上级领导怎么能看到全面的实际的情况呢？
大概我这个秘书实在太不称职，领导上要求的东西写不好，却常常要自作主张，写些不合要求的东西，所以几个月之后，就免去我的秘书职务（正式名称似乎叫做材料员），把我下放到一个边远的生产队去。而我自己，则觉得与这种“官场学”实在有点格格不入，难以适应秘书工作，也乐得一走了之。
我所去的这个生产队叫做艾家宅，但居民大多不姓艾，大概是经过历史变迁的结果。罗店地区是当初日本兵登陆后进攻之地，烧杀甚多，所以人口变动很大。我先是吃住在贫协主席老朱家，他家吃得倒不坏，只是住房紧张，我的床铺搭在厨房兼客厅里，显得十分拥挤，对我、对主人家都很不方便。不久，老朱对我说：“我看侬夜里喜欢看书，给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好不好？”我当然很高兴。他说：“倪宅上有个老太婆住到外村儿子家去了，要好几个月才回来，侬可以住到伊的屋里，也好帮伊照看房子。”这老太太住的倒很宽敞，两间房子分前后两进，前间是一个大客厅，但厅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是她本人的寿材，后间是卧室，中央夹着一个小天井，卧室却没有门，冬天很冷，怪不得别人不肯去住，留给我住。我明知这是一口空棺材，心想，如果当初打造时改变一下形状，不就是一只大木箱吗？但每晚开会或家访之后回来，经过这口棺材旁边时，总有点吓丝丝的。那时，刚读过果戈理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其中有一篇小说里描写一口棺材会绕着墙壁飞，我也觉得这口空棺材仿佛要在我面前飞起来了，很是怕人。不过进到卧室之后，立刻又感到独居的好处，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阅读，读到半夜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些点心，不怕被人看见，亦是一乐。第二期大“四清”比第一期的时间拖得还长，真是旷日持久，其实并无多少事情可做，正可以躲在这里读书。但读了几个月之后，又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不知是领导上发现了我在艾家宅大读其书，还是真的工作上的需要，我也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
在生活上，罗店要比奉贤那边好得多了。下乡后，常听农民们说，上海附近有四大名镇，叫做：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罗店居四大名镇之首，商业发达，居民富庶，是金字招牌。我们的生活也方便得多了。这里农村用的是井水，镇上还有自来水，不会有严重的污染，河浜里也没有血吸虫，夏天可以下浜洗澡。我在艾家宅过冬时，贫协主席老朱就每星期到镇上澡堂里去洗一次澡，我也跟着照做，自然不能算是脱离群众，而在奉贤时，因为附近镇上没有澡堂，农民冬天都不洗澡，我们也只好等到每月一次休假时回复旦再洗。
不准买东西吃的规定虽然还有，但已执行得不是那么严格了，很多人都在违规，只要不是大吃大喝，农民也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只是学校的有些干部却还要盯着管。刚下来时，有一次我到镇上办事，天热难当，就买了一块一毛二分钱的小冰砖，躲在僻巷中吃，不巧恰好被路过的一位本系总支委员看见了，就在会议上提出批评，我一怒之下，每次上街就要买东西，而且偏要走在大街上吃，但别人看得习惯了，或者觉得此人已不可教，倒也不再批评。那时蒋孔阳先生也在金星大队，不大有人与他交往，很是寂寞，我们就常常在一起抽烟，聊天，有时还一起上街下馆子，——当然也不敢叫酒叫菜，只是吃碗菜汤面或肉丝面，但觉得味道特别好。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还在农村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时，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却早已转移。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形势随之大变。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但听杨西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篇文章发表时，他是通宵坐镇在《文汇报》编辑部，亲自看大样的，就知道此文的重要。那时，杨西光已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以一个文教书记之尊，去做报社夜班编辑之事，可见这篇文章来头着实不小。
不久，上海就组织教授学者们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这些学者倒是很有正义感，他们死守住学术规范，对姚文元在文章中乱用史料的做法进行指责，特别是对他的影射史学更表示反感。谁知上面组织这场讨论，并非真是为了学术争鸣，而是预设计谋，撒下诱饵，意在引诱这些学者上钩，希图钓出大鱼。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等人不知就里，还真从学术的角度对姚文元文章提出批评，一下子就被钓钩卡住了。这些学者上钩之后，组织者兴高采烈，立即把他们的发言公诸报端，立此存照，以供批判。
其实，即使不是研究历史的人，对姚文元文中将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之举，与现实中的什么“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也觉得非常牵强。但这类意见，也只有在信得过的朋友间私下里谈谈，而在公开场合，则再也没有人敢讲的了，算是做到了舆论一律。何况，对我们这些人的监视也更严了，所以需要十分小心。那时的心态，颇有点像鲁迅笔下的迫害狂患者，时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这时，“四清”运动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了，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我们也全副精力注意着形势的发展，而且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文章，从报刊文章的措辞中，猜测上层政治风云的变化。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所写的悼念导师的文章，说到王瑶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里，还经常花大量时间分析政治形势，表示对此颇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历次运动的磨难，不能理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的心态之故。
那时，我们有几个教师还能私下里在一起谈谈，常常议论形势的变化，比如，从点名批判田汉、夏衍的文章里，我们感到周扬快要被揪出来了；从姚文元《评“三家村”》文章的语气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一日发表的高炬、何明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吴晗和“三家村”背后的人物，看来，彭真要倒台了。虽然这些大人物离我们很远，但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不能不全力注意形势的发展，而形势的发展，又使我们感到惘然。今后学校怎么办？文艺界向何处去？文艺课程又怎么教？都直接牵连着我们的生活，不能不使人忧虑。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有一本新的文学作品隆重推出，这就是金敬迈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欧阳海之歌》。主管文教的副总理陈毅元帅，还特地为此发表谈话，对此书倍加推荐，把它奉为革命文学的新方向。我认真拜读了一遍，实在看不出好在何处，新在何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