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65章

是毫无原则地倾向于其中的风雅者，不仅因为艺术审美方面的某种功利与盲视，他一贯张扬的道德姿态也使他在无奈之余，只能被迫作出这样的选择——事情就是如此的简单！　
第四章
两个板桥（4）
郑板桥重返扬州的准确时间是公元一七五三年的夏天，那时他已六十一岁，先后居住在城北的汪氏文园和枝上村里，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社会底层人物，他对自己当时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不菲声誉已显得如此满意和知足；以至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后刻诗序》与《刘柳州册子》里，他以将军暮年回忆从前的光荣与战绩那样的姿态，为自己一生中颇足自雄的种种韵事开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包括京师雏妓招哥红牙檀拍唱他的道情，新安孝廉曹某用藏墨二十三锭换他一册词集，某盐贩子吴其相“貌粗鄙，亦能诵《四时行乐歌》”，加上结交当朝贵人慎郡王，乾隆东巡时短暂充任过侍奉书画的小吏。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文中以夸张的笔墨对自己才华与知名度所作的大量吹嘘，又是“自铸伟词”，又是“索诗文者，必曰板桥”，又是“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他甚至用“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为自己一生的艺术成就作盖棺之论。而在另一些也许需要保持低调才对他更有利的场合，他居然又会谦卑得让人吃惊：“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屡欲烧去”。在各种不同的功利背景下总是能从容地以各
种不同的功利形象出现，这是迄今为止我对郑板桥作品的最深印象。仿佛他既能作为一幕传奇剧中主角的现实原型，又喜欢动不动就自己跳上台去亲自参加演出。相同的面容与服饰，不同的精神和心灵，以至观众有时真的弄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郑板桥。　
可能正是因为他的精彩表演——主要是道具与独白的引人入胜，认为郑的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臻上乘的评价仍然不少。尤其是在他晚年标价卖画、纵情声色的扬州一带，有一个习惯性的美誉叫“郑虔三绝”（唐时郑州荥阳人郑虔能诗，擅书画，尤工山水。因其诗、书、画并妙，相传玄宗曾以此誉之），不仅出诸他的朋友之口，连郑自己也时常这样津津乐道。但如果谁要据此较起真来，在我看来至少犯了一个常识方面的错误。因为三绝云云在当时仅作为顾客与同行对某位书画家带有恭维性质的称呼，就像今天的文坛上喜欢动辄就将大师、著名作家的大帽子随便送人一样。只要对当初聚集在扬州的那帮家伙的生平行状稍微有一点了解，就知道八怪中的那几个人当年几乎人人都有幸得到过这一称号。甚至还有文艺爱好者慎郡王——郑在为他的诗集题跋时也曾慷慨地以这一桂冠相赠。我怀疑这样做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一种刻意的商业炒作——提高彼此间的知名度——让大伙儿的作品都能卖出好价钱。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远离这座混杂着脂粉、铜臭与盐卤味儿的商业城市的声音——局外人的评价——也就显得相当必要。“板桥深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板桥时文新奇，画并不佳，惟好男风，是其劣迹”。批评者的身份分别是作为专业人
士的袁枚和作为非专业人士的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一个贵族身份的文学青年，《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其中袁还戏称郑自我感觉良好的“六分半书”为野狐禅并详细陈述其理由，认为“孙寿本无颜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为龋齿笑，坠马妆，以蛊惑梁冀、秦宫耳。若西施、王嫱，天然国色，明璫玉佩，岂屑为此矫揉造作，效小家子态哉！”　
我们终于开始说到袁枚了，那就让我们再来谈一谈他们之间的恩怨吧！作为郑板桥一生最钦佩也最忌恨的人物，袁的富有、才貌、文坛盛名、政治上的呼风唤雨以及生活的豪阔奢侈一向让郑眼红心热。何况两人同为平民出身，年龄上袁又小郑二十多岁。加上彼此间人生态度与文学见解上的诸多分歧，比如郑一生挟杜自重，将三吏、三别、《哀王孙》《秋兴》八首诸篇置于嘴边不离须臾，而袁却坦陈不喜杜诗，并引明代作家林贞恒观点认为“时非天宝，官非拾遗，徒托悲哀激越之音，可谓无痛而呻矣。”但纯粹的艺术之争何以会上升为对品行与人格的恶意攻讦？这个问题看来主要应该由郑——即作为道德老师的郑——来作出回答。台静农先生当年偶然从《批本随园诗话》得到郑板桥、赵翼曾作文攻击袁枚的线索，深感兴趣，他在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里好不容易找到了赵的《戏控袁简斋太史于巴拙堂太守》，而始终以郑文无处觅迹为憾事。他当然不会想到郑所作的其实系诗非文，而且匿去题目——这就是今天仍然列于全集里的两首《偶然作》。“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奈何纤小夫，雕饰金翠稠。口读子虚赋，身著貂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灿高楼。偶然一命笔，币帛千金收……浪膺才子称，何与民瘼求。”刻薄的笔调
，阴暗的心理，难以抑止的愤怒与怨气，仿佛有意要为钱钟书先生讨论袁与他同时代人关系所断言的“子才……盛名之下，占尽韵事；宜同时诸生，由羡生妒，由妒转恨矣”提供一个绝妙的注脚。然而叫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二十三年当两人在扬州卢矮子的官署中意外相遇，戏剧性的一幕立刻开始上演了。当时卢涉嫌贪污一案经上下打点及亲家纪晓岚力保后已脱去干系，风风火火赶回扬州继续当他的两淮转运使兼诗坛领袖。当年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些风雅人物——包括郑板桥在内——脸不改色心不跳地又来投奔门下。是年卢发起的一个名曰红桥修禊的诗会，和韵者竟有七千余人之多。也正是在这次盛会的席间，当郑见卢对袁异乎寻常的礼敬，另一个板桥——作为生活隐型人的板桥随即粉墨登场了。据袁后来回忆，当时郑满脸肃穆，声音哽咽，说自己几年前在山东风闻袁去世的消息，禁不住悲从中来，以足蹋地，大哭了一场。言下之意当然是为中国诗坛所遭受的巨大损失痛不欲生。郑板桥那天还对他说：“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几人”，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的意味。可以想见当时年近古稀的郑对袁说这些话时后者心中的感动。于是彼此赠诗，互有恭维。袁诗即现见《小仓山房诗集》中的《投郑板桥明府》，郑诗却在重订时删
去其中谀词，仅存“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两句。当然，郑并非头一次干这样的事情。当年他上诗于卢求官，后因不遂其欲，加上卢矮子又谪戍塞外，于是其中“龙标格韵青莲笔”一句在诗集出版时，也就理所当然要降格为“清词颇似王摩诘”了。　
其间他们还着重交流了同性恋方面的心得与经验，作为生平仅次于艺术的一项狂热爱好，郑一生可怜的俸入与卖画所得几乎全花在了这上面。从乾隆甲戌杭湖之行近百两银子的收入仅捎回不到三分之一，可见他于此道开销之大。由于明清一代文人士大夫视狎童纳宠为雅癖，使我们难得有幸见到郑于此倒也并无讳言。除了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还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相较于袁的风流俊郎，蕴藉雅致，投怀送抱者不乏其人，郑在这上头不免又输了一筹。好在这对当天　
两人的酒后谈兴倒也并无多大影响。郑甚至还色迷迷地对袁说，假如他有机会参与政府立法，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改大清律例中的笞臀为笞背，使袁不觉抚掌称快，引为知音。事后，袁还几次兴冲冲告诉他的朋友“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蒋敦复《随园轶事》）　
郑板桥的晚年形象一如从前那样带有川剧艺术的某种韵味，是一个重叠着知名画师、色鬼、食客、道德楷模、时尚批评家等各种身份的复合体。由于他对产品宣传包装工作一贯的重视，加上朋友间的互相捧抬，当时他的知名度在他生活的城市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某些轶事传闻就性质而言已带有一定的神话倾向。包括他作品“达官贵人不卖，生活够了不卖，老子不喜欢不卖”的所谓三项基本原则，以及一位当地巨贾如何为求得他一幅墨兰，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