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舞蹈》第41章

视敕此肌Ｕ馓炜鸹氐郊遥谝淮斡氚⒚⑻教至擞泄亍拔母铩钡挠喽尽Ｄ怯喽救玫贝泄蟛糠秩耍既狈︹慊谟敕词∫馐丁?br /> 阿芒谈到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小小故事。
索尔仁尼琴在被捕后的第二天，与一群囚犯一起被押解着步行到某个营地。同行的有六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德国战俘。押解队队长，要求索尔仁尼琴拿起自己的箱子，但索尔仁尼琴想：我毕竟是一个有战功的军官，怎么能够自己拿着箱子与空着手的六个士兵和一个战败民族的俘虏一起走路呢？于是便对队长说：“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我的箱子吧！”队长便命令毫无错误的德国人扛箱子。德国人很快就扛累了，把箱子不断地换手。于是，和他并排的六个士兵，不用押解员下命令，接过箱子轮流扛着。
索尔仁尼琴当时感到自豪地说：“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偷窃，也不是因为背判祖国或者临阵逃脱，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然而若干年后，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承受了很多苦难，从苦难中反省自己当年的这一行径是可耻的。谁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谁又说“好人”可以奴役“坏人”？这难道不是重复斯大林的思路吗？一个自诩为反斯大林主义的清醒者，做的却是与斯大林一模一样的事情。索尔仁尼琴从这一细微的事件中，开始了自己的反省和忏悔。1993年，他在回国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记者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忏悔，你们也不会替我忏悔。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
阿芒说到这里，凯瑞觉得与阿芒又在灵魂上走近了一些。他们有许多观点是一致的。比如“文革”之后的不少中国人，他们已不再相信“品格的力量”，而膜拜“物质利益”。只有少数人，仍在精神世界里坚守着。凯瑞觉得自己是一个固执的坚守者。在没有来巴黎前，她便是个对艺术最虔诚的信徒。那堆满古代圣贤经卷和世界名著的书屋里，有她按部就班一日三匝的功课。每当孤独到了极点的时候，她就宛如一朵遗世独立的灿烂莲花。智慧是她的星座、她的姓氏，而孤独则是她的血型。血型是不可改变的。
那时候凯瑞在漫想许多孤独后，忽然觉得比孤独更需要漫想的是独立。独立是时代的呼唤，真正的独立者在现代化开放的时代，仍然是困难的。因为独立就意味着一种抗拒，不是抗拒别的什么，而是要抗拒业已成为习惯的世俗。世俗是什么？以凯瑞简单直截的解释，就是当下最流行的习俗，一种无时不在、随处通约的公众规则。它固然不是生活的深山，却是笼罩在深山内外的雾霭，固然不是人生创造的核心地带，却是进入核心的一片外围开阔地。
世俗是不能回避的。凯瑞白天打工，会亲友，为稻粮谋，在人群中她尽量掩饰自己，窥探周围。周围的某些人在渐渐习惯佝偻着行走，趴着觅食的时候，她就想站出来喊一声：“挺住，别趴下！那不是人的姿态。”尽管有姿态的独立者，每个时代都很少。但他们就像历史大漠上，一棵撑起一片生命的挺立的树。鲁迅笔下的独立者，是新文学的第一道光芒。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曾激动千千万万年轻的心。所以独立者总是对时代有所见、有所言、有所行的。
应该说，社会的发展没有平面。人间从来就没有尽善尽美。任何时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倾斜。独立者站在倾斜的山坡上，赖于卓识才能测准时代倾斜的方位、角度，才能投注批判的方向、力度，不再瞻前顾后。所以，独立者执著追求人生理想，大悖于世俗，大逆于人情。这是一种决绝的表现。鲁迅将这种表现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把决不宽恕写进了遗嘱。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8（2）
孔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生的“不宽恕”，想必一定有他的道理。设想一个民族耽于安逸，走向沉迷不醒的时候，难道还要来论证安逸的好处吗？一个“正人君子”假借种种美名行私利己，难道还要被迫害、被欺凌的人们口唱宽容、放弃反抗吗？凯瑞对鲁迅敬重备至。她知道独立者的人生，总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正如先生决绝抗争的另一方面，则是一片大写中庸。大写中庸既是人类道德理想，也是独立者人生追求的现实目标。因此独立自我，不断地突破自我，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者。
一个精神富翁的境界，是由塔中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中外名著以及自身不断感悟积累而成的。凯瑞想，做一个精神富翁是她的理想。
现在，凯瑞打开采访时副经理送给她的摄影图片册《石头》。一幅幅造型各异、形象逼真的石头图片，是一个石头的艺术世界。那些自然的嶙峋怪石是文人的雅玩。宋朝大诗人苏东坡、大画家米元章都有石癖。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对石头以美名曰“玉贝叶”、“红蜀锦”。
其实，石头也是有灵性的。“三生石”能说禅，“补天石”能通神，“望夫石”可言情，“雨花石”可审美，“太湖石”可造景……林语堂说：“山峰的静默、伟大和永久性，可说是中国人喜欢石头的原因。”凯瑞想对石头的嗜好，也就是对艺术的热爱。石头之于女性，应该是一种高贵的阳刚之气的滋养。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9（1）
整整一个上午，阿芒都有些忧郁、苦闷和迷惘。他拖着因血压有些偏高而引起头晕的躯体，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已经倦于在这个风光旖旎的异国城市。但塞纳河畔召唤着他的幻想。他在巴黎一眨眼，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岁月如梭，他的心却是依然年轻。
六月的巴黎是个节日。是阿芒喜欢的节日。是夏尔—戴高乐将军，1940年在英国伦敦组织法国抵抗运动发表“618号召书”的纪念节日。阿芒喜欢戴高乐。戴高乐是法兰西的精神。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走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受过伤，差一点儿死在战场上。他被俘过，被囚过，直到战争结束。1940年希特勒对法国的闪击战，遭到了担任法国第四装甲师师长戴高乐的有力狙击。戴高乐在洛林双横十字架的旗帜下，领导“战斗着的法国人”进行殊死战斗，以挽回法兰西的荣誉。
阿芒在收录机里，听到过戴高乐雄狮般的吼声。也知道戴高乐在法国最困难时期，宣布法国不孤立。因为，法国的战斗已经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因为，戴高乐相信法国能够把战争继续下去，并且取得胜利。如果说巴黎拥有荣誉和辉煌的历史，那么戴高乐就是这种荣誉和历史，最具代表的一位伟大缔造者。戴高乐在想象和现实、丰富的智慧和历史的选择之上，建立了法兰西式的权威。权威不是权力，不是武力、不是教条。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都在或希望、或时运、或星宿之迷惘中告别历史，戴高乐则是在权威和权力、武力之间的彷徨中，一度失掉了法兰西。然而，假如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悲剧中幸存下来。假如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复苏……
阿芒对法国的历史、文学、艺术都十分感兴趣，小时候他就读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如今他对这个在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的历史，已了如指掌。他不至一次地对凯瑞说：“在莫洛温王朝的时代，西岱岛上已经有了一座小教堂。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和路易七世，他们共同为这座教堂奠基，但直到1345年才算建成。以后又经过多次战火的焚烧和修复，这座八百多年前的庄严巍峨的建筑才保留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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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芒与凯瑞很少一起游巴黎。最多在古老的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上走走。香榭丽舍田园大街，西北东南走向，它宽阔、壮观、豪华、典雅，是巴黎引以为荣的风景线。两旁各十余米宽的人行道，中间日夜涌流不息的车道，能并排行驶十辆汽车。然而拥挤、噪音、污染、车祸，已成为威胁人们生活的公害。法国著名建筑师贝尔纳—戴斐斯说：“巴黎正在形成一个地狱……”其实不仅仅巴黎，全世界的大城市，几乎都有这种现象。
香榭丽舍田园大街的西端，有拿破仑一世为远征莫斯科于1806年2月12日颁布命令开始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