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第54章

“那是真的吗？那是真的吗？”我连连说着。是问John，更是问自己。
怎么会不是真的呢！只是我太高兴了，我的格兰姆要是知道我和索菲都将要当妈妈了，一定会感到很高兴的。对了，我也得把自己的喜事告诉John。
“John，我也像索菲一样突然怀孕了。对了，就是那晚你从纽约赶来参加我音乐会的那晚怀上的，你送了我一束黄玫瑰，我一直没有机会向你道声谢谢来的。我真的好高兴，我也要当妈妈了。”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他停顿了几秒钟，也许这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吧。
“贝拉，你早应该成为一位母亲了。瞧你，那么充满母性之爱的，我永远都不会忘了我在挪威森林里的小母亲的。”他说。
（。。）
“是的，所有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一种亲切的回忆……”
过去的一切就这样过去了，今天的我在阳光之中，而未来更是一片光明。
此刻，夏日的太阳就像照耀着一个最纯洁的圣婴那样照耀在我的肚皮上。母亲搀着我的手在这富有诗意的中央岛散步，湖光水色，天蓝蓝草绿绿。这童话般的小岛，仿佛美得故意让人回忆起泰戈尔的诗句和门德尔松的《春之歌》。我穿一件白色宽松的长裙，不时斜依在母亲的胳臂上，童年无忧无虑的日子又回来了……
天色渐渐昏暗，该回家了，我们朝着码头走去。在繁星点点的苍穹下，母亲向我反复絮叨着她要当外婆的欣喜。我微笑着，她也微笑着，我们相视着，如月亮和星星那样。
远岸，城市仍在继续它喧闹的生活。
三种激情的世界（代后记）
——贝拉访谈录
陈骏（《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贝拉，你的“9·11情爱三部曲”令你在海内外成名了，请你谈谈你的创作过程好吗？为什么要以“9·11”这个发生在美国的世纪惨案作为背景，你用了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三部作品的？你当初在创作的过程中想到过今天的成功吗？有学者认为你是套用了好莱坞大悲大喜充满戏剧化的经典爱情模式，你是怎么看的呢？
贝拉：我知道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9·11”仍然是一个小心翼翼、不愿被触及的伤口。但如果回避，一直回避下去，美国人心中的伤口就可以愈合的话，那么我也愿意选择缄默。问题是，那种隐痛积压在心中是无法驱散的，而文学正是疗伤的良方，它具有独特的力量来实现深层次的疗救。我写“9·11情爱三部曲”，是想说“9·11事件”不仅仅是美国的灾难，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一个中国的女儿一直在承载这样的切肤之痛。我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也流了一年的泪水）来完成《9·11生死婚礼》和其他两本书的。我希望所有承受痛苦的心灵能从我的书中获得疗救。我以大自然中的挪威森林和音乐中的神秘花园，来引领大家走出惊悸和悲伤；从头到尾都展示的是一位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准新郎的中国女子的心路历程，以此来告诉大家怎样“以爱的激情来抚慰爱的创伤，用情的倾诉弥合情的失落”。说真的，在写作过程中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什么成功，而且今天的我离成功也很远。至于有不少传媒说我专门是为好莱坞经典爱情悲剧的模式在写作的，那完全不是这回事，我只为自己的心灵写作。
陈骏：清华大学外语系王宁教授说你“是一个有着古典情怀的现代乌托邦的创造者，尤其擅长编织各种乌托邦式的梦境。”也称赞：“贝拉的深刻文化和美学底蕴以及巨大的文学创作潜力而言，她确实不低于那些在国内文坛异常活跃、并在读者大众中十分走红的作家，而就其娴熟地运用汉语的高超技能和令人惊叹的想像力而言，她则明显地高于后者。几乎没有哪位当代中国作家像贝拉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她属于新一代浪漫主义作家”。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你怎么看待他的这席话的呢？
贝拉：他过奖了。我的文学创作还只是刚刚起步，专注于写作也就这一年时间。怎么可能到达那么高的境界呢？我把他的话当做对自己的勉励吧。我虽然具有多种文化的浸染（中国、日本，欧美），也对艺术（音乐，美术和设计等）有一定的了悟和感觉，但要把那些东西融会到我的文学世界里，那还需要更多的提炼和融会。至于对人类共同灾难的关注，那应该是每一位作家，甚至是每一个地球村公民应尽的义务吧。
陈骏：看到著名评论家孟繁华对你作品的批评吗？说你是典型的为中产阶级写作。完全属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写作，根本不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你怎么看呢？
贝拉：孟繁华对我作品的批评，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笔及时而又难得的财富，我觉得他说得很中肯和率直，我一直在思考他的意见，也希望日后到北京能亲聆教诲。事实上，在我之后的几部作品中，那种充满时尚化摩登的东西正渐渐地在淡化。我已经感悟到：只有苍白的心灵才需要那些豪华场景的陪衬。我愿意在以后的创作中，更多地挖掘内心深处朴实无华却闪光的东西——比如人性和信仰。至于为哪个阶层写作的问题，我想每个人都只能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吧。我离开中国十四五年了，对母国普通市民的生活真是一无所知。但是，我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正是在迈向小康的中产阶级生活之路上奔跑吗？权当我的小说给他们一个更自由地活着与更浪漫地爱着的梦想吧。
陈骏：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这部小说隐含着浓郁的东方情感——那种压抑与绝望的诗情。也许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它既具有更为共同性的那些价值观念，同时又有非常内在的民族情感记忆方式。这部小说试图表达爱对个人乃至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的观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教授叶舒宪在评论你的作品时则说：“性不仅仅是性本身，它不能，也不该从爱、从灵魂等精神性的存在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它当然也无法与完整的身体以及人的命运相剥离。”请你谈谈在这个单纯的性爱像麦当劳快餐那样受欢迎的的时代，你的作品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一位优秀的作家都具有使命感的，你的使命感呈现在哪儿？
贝拉：是的，我这三本书表达的就是爱与性是不可分割的粘连性，以及爱对个人乃至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这就是我的爱性观，这也是我的使命感。我从不认同单纯的性、无爱的性。没有爱魂的交合是行尸走肉，疯狂一把过后什么温馨甜美的感觉都没有留下，那是我不取的。把单纯的性爱比做麦当劳快餐倒也很恰当，一些健康报刊上不是说麦当劳是垃圾食品吗？我虽对此不敢苟同，但是所谓快餐，一定就是匆匆填饱饥饿感的，人有食欲上的饥饿，更有生理上的饥饿了。但是只有灵欲一起燃烧的爱情才是刻骨铭心的，长留心间的——那是盛宴，烛光下鲜花、红酒、音乐相伴的盛宴。
陈骏：“中国第一出版家”安波舜的主创理念是“创造永恒，书写崇高，还大众一个梦想”。你们能够合作，是不是因为你们在主创理念上的一致？还有你的另一位合作者、著名评论家白烨曾说：“贝拉独辟蹊径的纯情而浪漫的小说创作，在国内文坛还找不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可以说在情爱小说的写作中，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你们是不是准备营造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的文学市场，你对那样的市场有信心吗？
贝拉：你提到的安波舜和白烨无疑是我文学上最重要的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激发，我写完《9·11生死婚礼》之后，就不会再写下去了。所以，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激。安波舜曾经说过：“十几年了，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像牧师一样喋喋不休地宣讲我‘创造永恒，书写崇高，还大众一个梦想’的创作理念和审美理想。我坚定地信奉老黑格尔‘绝对真理’的美学原则，相信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超越种族、地域和意识形态的人类共通的精神追求，存在着一种不折不扣的召唤，那就是：真诚、善良和爱。在我的现实中，主流意识形态很少给我鼓励。但读者和作家们却慷慨地赐给我很多荣誉。这就注定了我每做一件事情，都陷入深深的孤独。每一次都是带着悲壮的理想主义激情，抱着一种把自己牺牲出去的心态，去和极端现实主义以及被极端现实主义宠坏了的读者和评论家较量。当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逐渐变成巨人的时候，我希望我的祖国在文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