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第59章

闷了，我们并没有帮助您做什么啊。
王说：“刚开始时，我登堂处理问题，尤其是有所赏罚时，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率性，生怕对不起你们，怕与我平时给你们讲的不一样。处理完那些事情，还不安，跟你们在一起时，还想着那些事，反省赏罚分明公正否，想着如何改过。直到登堂与跟你们在一起时一样自然随心，不用加减，这才心安理得。这就是你们给我的帮助，不用事事都得用嘴说。”
阳明是真诚的一元人格，从心眼里要将学与政、思与事统一起来，　才肯把学生　当老师，当成他是否知行合一的监督者。这是真正醇儒的心地、大儒襟怀，真诚坦白。没有这份“诚”，便一切都无从谈起。　学生们听了这番话，只有都更严格要求自己而已。王还绝对说的是真心话。
打完仗，才只是恢复到正常情况，如何安置“新民”，并把他们教化成良民，就成了新的中心工作。新民成分复杂，有的心怀反复之计，面从心异，假装惊恐，暗中准备东山再起。对这种人一味仁慈，也是既害了他们，又毁了别人。王在这方面是个成熟的政治家，软硬两手都极地道。举乡约、办社学，大行礼乐教化，以移风易俗。这种善后工作是用儒家的老本行。但也继续战备，杀企图再作乱者。他跟孔明一样，事无巨细，都认真对待，生怕有一丝纰漏从而前功尽弃。这种活法本是好累好累的。但他还能从容讲学，诗文中的淡雅，也的确是发自本心的。不管多么忙乱，他都能一派从容。这有点像他的父亲。
王华，龙山公气质醇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立边幅，无论人多人少，对大对小，都待之如一。谈笑言议，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都是一样的。自然，才本色；才从容；百务纷沓，应之沛然。他的熟人没见过他有难处之事。这自然也因他才识宏达，无所不可，但更重要的还是心理素质好，操持坚的，屹不可动，再乱也乱不到他心里去。
阳明善于运用政策的法力。他让赣州多用纸张大肆印刷他的《告谕》，发给各县，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给予一道。乡村山落也家喻户晓。他认为乱生于风俗不美，风俗难以一下尽变，先易后难，先就其浅近易行的开导训悔：居丧不得用鼓乐、做佛事，将资财用于无用之地，等于从亲人身上敛了财物，然后把它们投入水火之中。有病求医，不要听信邪术，专事巫祷。嫁娶不得讲究财礼，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不得以送节等为名奢侈相尚。等等。谁若违反，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者十家同罪。
他还发布了许多正面的告谕，让大家孝敬亲长，守身奉法，讲信修义，息讼罢争。总之是为了作兴良善，改善民俗。
应该特别一提的是，他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心学家以一体之仁不歧视商人是个事实，但若认为这是什么相当于新教伦理的新东西又夸大了它的含义。他有一道《禁约榷商官吏》的文告，禁止官吏借故敲诈商人。当时为筹集军晌，又不愿加重贫民负担，对商人实行了三分抽一的高税办法。他知道商人终岁离家，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相当不容易。而一些衙役们肆意敲剥客商，违反了他的本意。“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吾民乎？”他放宽税法，对小本经营的卖柴炭鸡鸭的一概免抽，衙役不得擅登商船以盘查为名，侵犯骚扰。商人可以赴军门告发，照军法拿问衙役。不打仗了，他便让地方官重新规定应抽、免抽的例则。
在他众多的公移文告中，有一道“优奖致仕县丞龙韬牌”。他爱实地访察，问百姓对某事某官的看法，对某项政策的态度，这回是访得赣县退休县丞龙韬，平素居官清谨，不肯贪污，所以老了退休后，居然不能自保生活。人们还都笑话他。这让阳明大为愤慨：“夫贪污者乘肥马衣轻裘，扬扬自以为得志，而愚民竞相歆羡；清谨之士，至无以为生，乡党邻里，不知周恤，反而讥笑。风俗恶薄如此，有司岂能辞其责？”遂马上下令给他钱粮若干，并以此为例“广而告之”，“务洗贪鄙之俗，共敦廉让之风。”
２．大学之道
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可以见阳明不足以尽阳明。他做的大事是在七月刻印了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他觉得这是比平匪勘乱要意义更大的“破心中贼”的实事，那一时的事情无法与这永久的事情相比。
与陆九渊重视《孟子》不同，阳明首重《大学》，次重《论语》。虽然不能说《传习录》的格式是在有意摹仿《论语》，但纯粹是阐发思想的“语录”，论影响，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谓并世无三，内容上的一致相承之处更不用多说。《大学》经朱熹编定成为四书之首，也因其篇幅简短，是儒学的纲领和宣言，是私塾率先开讲最普及的教材。但阳明要从这部经典中“翻”出新路来，要改变朱子的阐释，以恢复古本的名义，瓦解朱子的霸权地位。一开始还是在讲学中、书信中，言及道及地按自己的思想来解释，现在，他也要运用教材的力量来普及、来在更大的范围内春风化雨了。　他以《大学》为教典，起于在龙场悟道后。当时，他就怀疑朱子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他就依据自己的宗旨，觉得《礼记》中的原本《大学》「即他所谓的古本」，更能证明圣人之学的简易明白的特点，朱子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是错误的，他以郑玄古本《大学》为正，认为无所谓阙文，无须补传；无所谓错简，无须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顺。
他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为主题，所以是支离。但是也不能单讲诚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虚；不追求致本体之知，那就是误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补传，在旁边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以指引学者正道。这就是他的《大学古本旁释》，尽管这本书不如他的《大学问》影响大，但是在他的扇动下，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湛甘泉、方献夫后来都改信了古本《大学》，他还为此着实激动了一些时候。因为这就是在诚意的主导下来格物了，也等于把格物这个理学的基石性概念纳入了心学的体系。　他不仅要弄出两个《大学》，还要弄出两个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　晚年定论之朱子。　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是把朱晚年的一些与心学题旨一致的书信言论收集起来，称为朱的最后结论，以前与此相矛盾的话都是朱子也后悔了的错误言论。这是一招很“损”的以子之矛攻子盾的“术”。是阳明在运用打仗的战术来解决学术分歧，不是一般学院派学者能想出来的做法。理应受到当时及后来人的批评。但很有效果，很多话简直就像王阳明说的－－尽管都是朱的原话－－这可以成为阐释学史上的大公案。
尽管世界哲学史上充满了早年、晚年主旨大变的哲学家，但朱子绝对没有必要“大悟旧说之非”，以致于“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阳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让朱说自己想说的话，以杜天下之口。然后把自己说成是与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战友。而世间流传的朱子学，如《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后来“思改正而未及”，而《语类》乃是其弟子挟胜心以附己见的东西，与朱平日之说亦大相乖戾。世人学了朱子“悔”的，不学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异端，还日日竞相喧嚣以乱正学。
朱子一生说了千百万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唯我所用，　所以找出万把字的自我批评、悔其少作的话，当做向心学投降的忏悔录，其主题有二，一是觉得过去止是讲论文义，诚是太涉支离，后悔病目来得太迟了；二是因不能再看书，却得收拾放心，正心诚意，直下便是圣贤。阳明很得意他编辑出这样的“定论”－－声称“无意中得此一助！”其实，他早在南京时，便开始摘录，等到他在剿匪实践中证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验证了，正好也有了些名头，就差来自权威的支持了，便让这部经他“逻辑重组”的《朱子晚年定论》适时出台，不惜委屈自己－－让朱子得发明权－－“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
事实上，他这样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好作用，因为朱子学太深入人心了，人们反感他这种断章取义，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术，离开了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