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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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不意外，闻一多在爱国的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后，英国招工局来招收华工译员，清华学生视此为报国之途，钱宗堡、吴泽霖等报名被录取，但临行事泄，钱、吴被学校强制带回，并拟给予记大过处分，闻一多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被同学认为“十分精辟”，传扬一时（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
所以当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时，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闻立鹏《血土》）此次会上，闻一多当选为学生代表。7日，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闻一多任职于秘书部。
闻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叙述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取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时闻一多对清华大学在运动中的表现感到十分骄傲：“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指北京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对自己在代表团中的作用也颇感自豪：“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而男责任尤重，万难分身。”并告诉父母，他决定暑假不回家，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他的一位同学这样记述了闻一多在运动中的表现：“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梁实秋《谈闻一多》）
最能体现闻一多的热情和勇气的是6月4日的游行。前一天（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立刻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一百六十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一向不参加演讲，但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也带备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学联常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闻一多对“五四”的看法明显受此影响，直到1945年，闻一多还认为，因为当时工人没有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1945年5月3日闻一多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所以他一直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派，一个政府”。
而他对国民党产生怀疑，并最终分道扬镳，也与“五四”有关。1944年，国民党政府将原来定在5月4日的青年节改成了3月29日，这引起了素崇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到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正式提出要“恢复儒家的伟大传统”，闻一多简直忍无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写道：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一度拥护国民党是因为他“爱国”，他后来反对国民党是为了要求“民主”和“进步”。这种种态度无不与“五四”精神息息相关。闻一多曾严厉抨击西南联大当局“胆小怕事，还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说：“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没有完成五四的任务的。五四要科学，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作出这一切的批评，闻一多依据的都是“五四”的标准。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闻一多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专心治古典，以致足不出户，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但由“五四”点燃的尊尚爱国、民主、科学的火焰，从未在他胸中熄灭。他虽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却“愈读中国书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罗隆基曾说闻一多从拥护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是“变”，其实只不过是他一直遵奉着“五四”精神罢了！闻一多政治上的识见可能不见得高明，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岛大学时劝阻学生运动时如此，在昆明时支援学生运动亦复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五四历史座谈》）
梁实秋：五四运动的局外人
1919年在北京读书，后来又成为新文学健将的人物，“五四”时大多是热情的参与者。但梁实秋是个例外。他在“五四”时并没有足以为后人提及的个人行为，后来关于“五四”的评论也颇有批判的意味。从这里我们似乎已可以窥见梁实秋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轨迹。
梁实秋于1915年考入清华，当时的清华还只是“留美预备学堂”，僻处城郊的海淀，纪律严明而且重外轻中，　“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清华八年》，下同）。“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在这样的环境中，清华学生和外界，和城内学校的联系都不太多。因此“五四”当天，并没有清华学生参与游行。
但是清华并非就是世外桃源，即使是被同学认为“不太问时事”的梁实秋，对清华内部的状况，也同样表现出了反抗的一面。梁实秋自小家庭规范极严，他对清华严厉的纪律倒能安之若素，数十年后还坚持认为，“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但梁实秋对充斥清华的对中文的轻视不能无所感触。清华当时上午上用英文讲授的课，下午上用中文讲授的课，极不重视中文课，不尊重中文教师，“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外人偏偏不肯低头。”梁实秋的反应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
所以5月19日北京学生开始街头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大队进城了。在前门外珠市口，梁实秋所在的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开始讲演。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